“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理念与对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愿景的建构启示
《教育2030行动框架》是在2015年11月4日举行的第38次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审议通过发布的。行动框架是经过成员国广泛磋商针对未来提出的全球教育愿景。行动框架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阐释教育2030的愿景、基本原理和原则；
第二部分论述总目标、具体目标、战略方法和测量指标；
第三部分梳理了实施途径。
行动框架提出的总目标是：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使人人可以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行动框架提出了七个具体教育目标，涵盖从儿童到青少年包括早期发展、保育、学前教育到小学和中学各级教育的具体目标与质量要求；
提出确保所有人负担得起优质的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提出全面增加以就业、获得体面工作为宗旨的技能人员数量；
提出消除教育在性别、种族、经济地位、弱势群体等上的一切不平等性；
提出教育要确保学习者获得的知识技能，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人权、非暴力文化的传承增进。
教育2030行动框架蕴含的职业教育核心理念主要包括：全纳性、公平性、终身性、 优质性、社会融合性、可持续性、人本性、平等协商的治理性八个方面。
行动框架与我国职业教育2030年愿景的关系可从这样几点审视：
一是我国作为教育2030行动框架制定的重要参与者和“缔约国”，要完成行动框架的职业教育目标，因此，要将行动框架的目标、原则与策略融合在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规划中；
二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传承、发展路径、禀赋与追求使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特征”，会在“贯彻”行动框架的基础上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征”；
三是我国的“国家意志”与发展走向是指向2030年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由此产生行动框架与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叠加和对接的态势，实际上，行动框架的理念在本质上与教育现代化是一致的，因此，行动框架对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愿景是有显著的启示作用。
依笔者的分析，基于“教育2030年行动框架”理念，我国2030年职业教育现代化愿景的要素或建构要点主要是如下几点：
职业教育体系的“适切性”更强
对于行动框架提出的教育作为一种基本人权，还是全纳的、公平的高质量的全民终身学习目标的实现，针对一国而言其基础条件起码是建有体系完整的教育体系作为支撑，这其中当然要涵盖职业教育。换个角度看，完整的教育体系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职业教育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包含优质性、人道性，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为动机，服务于社会进步、社会现代化，而这些目的的达成很难想象能够建立在一个本质上不完善的教育体系之上。
职业教育体系成为问题与实践“中枢”除上述因由外，现实性的缘由主要是：
首先，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并未完善完整，尚在建构之中；
其二，从世界范围看职业教育体系也是历史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多样性、演化性和选择性，并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其基本特征可供借鉴，因此在构建或推进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进程中如何融入教育体系的“现代性”也是需要甄别的；
其三，教育2030年行动框架目标的实现需要多重要素的促成，其中仅就职业教育而言，一个合适、恰切、效率的职业教育体系必不可少。
教育体系是指各级各类教育组织机构所组成的整体，是教育社会存在的方式。教育体系一般呈现横纵架构或维度，纵向结构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层级；横向结构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从系统科学的视角，教育体系关键问题是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沟通关系以及结构比例关系。对于职业教育而言，至少存在两类需要回应的问题，
一是职业教育作为子系统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体量”、功能与沟通关系；
一是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层级的比例、衔接关系等。
行动框架在论证实施路径时指出：
各国政府应基于各自的教育优先事项、国家发展规划、教育系统组织方式、组织能力和资源，将全球目标转化为可实现的国家目标。可见，教育系统的组织结构、组织能力被认为实现教育目标的条件与基础。按照结构与功能的理论，系统的一定元素的不同结构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功能；相同功能的“背景”系统结构也可能不一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不同国度、区域会有不同的具体特征，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有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原因，但基于最优功能的角度还是有些共识的规律或原则。概括说来，
一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该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个性发展、可持续发展，体系包含多样性的教育形式和课程体系，学习者可以自由选择。
二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反映现代社会要求，能够促进现代经济、政治发展，具有突出的经济功能，能够反映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能够为现代经济培养各种类型的劳动力，能够为现代公共管理和行政科层组织培养各类人才。
实际上，由上述两点可以推衍出若干“准则”，其中这样两点尤显重要，
其一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功能在于有效服务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其二是有效促进教育的公平公正乃至社会的公平公正。
综合分析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缺失或弱项，基于上述理念，以为在将来一个时期的着力点主要是：
第一，以终身教育为理念引领，全面筹划与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主要问题包括：
一是整个职业教育体系在国民教育体系的位置、体量和其他类型的关联理念设计、模式；
二是职业教育体系的纵向层级、横向类型结构的设计；
三是层级与类型之间的关系结构。
第二，健全非正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非正规职业教育不仅是正规职业教育的辅助或补充，也是实现终身教育的基本建制之一。其中，基本路径中利用信息通讯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以及现有企业、社会组织资源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第三，开发“国家资格（资历）框架”，理顺职业资格与学历的关系。
在我国，用人的劳动制度与育人的教育制度的疏离，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学历证书的分离的桎梏正得到消弭，其中，一个基础的、关键的奠基工程是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对此认为，要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如英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国的国家资格框架；组建国家资格框架政府治理机构，主持国家资格框架的制定、认证标准与运行规则的开发；建构国家资格框架认证平台，提供包括学习成果认证、转化、档案等一揽子服务。
第四，构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及其职业教育内部之间的衔接与融通关系制度。
其中，加大不发达地区获得更高层次教育机会，消除影响学习者技能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势在必行。
第五，从体系的视角构建职业教育体系与其他教育体系、外部环境的关联机制。
职业教育的全面优质性更为突出
无论从职业教育作为服务，还是从满足“社会与个体内在需求”这个现代性指向的角度，以及联合国2030教育的愿景，职业教育要提供“高质量”“优质的”“高效益”教育服务都是共同的期待。职业教育优质性关联的领域与内涵甚为丰富，从教育结果或功能的角度看，优质性意味着对个体、对社会需求的达成度；从投入-产出的角度，优质性意味着“高性价比”“高效率”；从过程看，优质性意味着优异教育系统运行与控制等。
教育结果的优质性，对学习者个体来说，是指其通过职业教育使其获得基本生存生活的知识能力、从事职业的职业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素质和完善的心智结构等，总之是倾向于个体的全面发展。如果用人才学的语境来说，即是技术技能型人才。教育结果的优质性，对社会来说，是指职业教育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政治、文化传承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适应性与推动性越强，则其“优质性”越突出。
另外，职业教育社会功能发挥的优质性还表现为使受教育者在根除贫困、促进就业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从而有利于社会和民生建设。
教育过程的优质性表现在众多方面，涉及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技术、教育评价等。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在世界上有不同的选项，受着经济体制、劳动力市场、教育制度等因素影响。
总的说，适宜我国的职业教育模式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知行合一。专业是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载体、服务区域经济的纽带、衡量办学水平的标志。专业结构的优化状态是与经济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相匹配，这种匹配不仅指专业设置的种类、数量比例、区域布局等方面“静态”结构的适配性，也包涵面对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技术变迁和职业样态演化的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将来一个时期专业设置与调整要十分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制造2025”等新经济的需求。概括说来，用理性、用科学技术精心打造教育全过程是确保优质性的基本做法。
职教治理体系与能力更趋完善和富于效能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DD)将治理概念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组织、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见，治理的核心要义是“协商共建”。
行动框架指明：教育作为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产品，国家是责任主体，但需要社会戮力承担，其中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以及在公共政策范畴的教育管理必须实行“治理”之道。我国职业教育要走治理之路，其依据除上述因由外，还在于职业教育不断彰显的属性的客观需要，主要体现在：
一是职业教育的教育界与产业界的“跨界性”，
二是职业教育凝聚了不同社会组织的利益希求，
三是作为现代性重要理念的“民主性”“法治性”和“人道性”向职业教育管理领域的浸润。
根据治理对象的范畴可将职业教育的治理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国家层面的治理、区域层面的治理和院校层面的治理；从院校角度也可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等。治理体系是治理行为的参与主体及其之间相互关系制度的总和，治理能力是对其实施治理的效力与结果的综合表征。一般认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组分包括政府、产业、行业、企业、人力资源市场、社区、社会组织、学校和学习者等，组分之间关系运作是在一定组织架构下的“平等协商”制度。
对照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治理目标，职业教育治理的现实路径是：
其一，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得到很好协同整合与体现；
其二，形成诉求有效表达、平等磋商的组织架构和机制；
其三，治理制度框架中包括治理效果的评价反馈与调整机制，并不断导向“善治”，实现“帕累托最优”；
其四，确保治理过程遵从国家法律法规。
现在看来，正在进行的有关建构是有着“走向未来”的品质，需要加强推进，如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建设等。需要强化或创建的是国家层面、地区层面的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治理协商的组织与制度架构。若从精神层面、价值层面的角度看，治理是民主性和法治性在职业教育管理中的集中体现。
职教资源更为优质丰富、现代化
教育资源是教育过程中所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一般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教育资源的有效保障、资源的现代化及其在这个过程中的策略机制是教育资源的基本问题。教育资源保障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是有其许多因素：
一是职业教育活动现代性是要建立在资源现代性的基础上；
二是资源保障的现代化是职业教育现代化所蕴含的，其自身就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三是职业教育运行和质量与教育资源的优劣存在正相关，诚如行动框架指出的“有效和相关的学习成果只有通过提供有质量的输入和教学过程来实现”。
人力资源的主体是教师、管理人员和政府教育行政人员。总的看，职业教育要培养现代人、服务现代社会、服务社会现代化，教育工作者首先应该是“现代人”，具有现代精神，具备专业精神、知识与能力。着眼于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需求，以为人力资源建设方面重要的工作包括：
一是完善教师职前与职后培训体系；
二是加强职业教育人才队伍的标准和制度建设；
三是提升职业教育管理与教育行政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四是推进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财力资源处于各种教育资源的核心地位，至关重要。
一般说来，教育资源的“最优”标准是充足、效率与公平。所谓“充足”也不是多多益善，而是“足够且适当”。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是财力资源的主体部分，按照国际有关标准与《仁川宣言》建议，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至少有4%-6%用于教育，或者在公共财政中至少有15%-20%用于教育。所谓“效率”就是通过提高资源的预期产出或通过使用较少资源维持既定的产出水平。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主要用“成本-收益分析”与“成本-效益分析”。所谓“平等”意味着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但不是绝对均等，这是由于教育类型、学习者禀赋和区域的差异会有不同的资源需求。对职业教育而言，需要实行或加强的方面主要有：
一是完善政府经费稳定投入机制；
二是健全社会力量投入的激励政策；
三是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四是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五是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
物力资源主要指有形的教育资产，其主要形式是固定资产，主体包括房屋及建筑物、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办公、教学用具与知识产品等。物力资源应致力于学生学习与发展的需要，致力于教学活动与管理有效运行的需要。对职业教育而言，将来一个时期的物力资源配置的重心之一是在坚守 “均等化”理念全面提升基本办学条件的基础上，重点充实实验实训设备与基地建设。同时，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建设需要加快进程，它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物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相关对策包括：
一是加大以专业为主的数字化信息化教育资源开发覆盖面；
二是支持与专业课程配套的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建设和应用；
三是全面提升信息化管理与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四是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
致力于打造指向未来的人才培养目标创新
在某种意义说，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其核心是职业教育“产出”学生的“人的现代化”。因此，面向2030年的职业教育现代化，一个重要的现实策略是致力于打造指向未来需要的人才培养目标创新，并推动其落实在职业教育实践中去。
关于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相关研究与表述众多，这里仅就针对未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有价值的研究与认知略作梳理。
其一，行动框架提出的全球公民教育应予注重，如提出学习者要具备对世界问题、普世价值的明辨和理解能力；对公正性、人道性与创造性的感悟认知技能；多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能力和信息技能，以及与不同出身、种族、文化修养的个体的沟通能力；社会互动中的非认知技能，如同理心、缓释冲突技能、平等、尊重、内省技能等；批判性、创造性思维、协作能力。
其二，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值得重视，提出教育的四个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
其三，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著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未来教育所必需的七种知识》提出的未来教育必要的七种必要的知识需要关注，即：领悟认识中的错误与幻觉两个盲点、恰切的认识原则、教授人类地位、教授地球本证、迎战不确定性、教授相互理解和人类的伦理学。
其四，英国社会学家历克斯·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提出的人的现代化的心理标志值得注意，即：对新生事物、新思想和行为模式肯于接受；对社会的变革易于接受；思维开阔，尊重并乐于吸纳不同见解；善于时间管理，守时惜时；个人效能感、计划性强；善于学习新知识新科技；有遵从技能高低获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准备；善于相互理解、尊重和自尊；热衷了解现代经济、生产及过程。
其五，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技能型人才要求的有关研究宜要关注，如提出知识结构需完善更新，特别是将新学科的某些知识作为学生基本知识储备，涉及信息科学、经济学、环境保护、家庭文化、运筹学、创造学与管理学等学科或专题知识；职业技能方面面临创新与整合，主要是将新兴产业相关的技能融入职业技能系统框架，涵盖移动互联、物联网、机器人、3D打印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智慧城市等领域；态度偏好倾向于效率感、合作性与探索创新精神等。
上述的研究和表述可能在层面与角度有所不同，但对未来人才需求的观念均为确定未来人才培养的目标特别是人文素质目标提供滋养。
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广发展
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或鲜明特征还在于走向开放、走向国际化。支撑的理由表现在多方面：
第一，我国经济社会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的洪流，成为国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具有国际化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呈上升趋势，由此引致对职业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客观要求。
第二，教育2030行动框架积极倡导包括职业教育在内教育全球化、国际化，我国作为“协议国”其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战略也是“责任”与“担当”。
第三，根据现代化的有关理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结果，也是现代性的属性，因此，职业教育的全球化也是现代化的内涵之义。
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的战略之钥主要是：
其一，加强顶层设计，将国际化作为整个职业教育规划的组成部分而统筹施策；
其二，完善中外合作交流机制，鼓励引入国（境）外优秀教育资源与相关专家，支持中外职业教育教师互派、学生交流；
其三，推动与规范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探索职业院校国（境）外办学；
其四，激励与中国产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人力资源培养的职业教育模式，以及跟进国（境）外引入生产技术、产品的相关教育与培训；
其五，积极参与国际职业教育协作项目，开发与融入职业教育国际标准，逐步推进对接国际先进标准的专业教育和课程体系的研发；
其六，在学生培养目标中融进“国际主义”情怀，包括人道、和平、公平、非暴力文化、人类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等价值观，以及跨文化理解、包容、交流与协同合作为主体的国际化“全球公民”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更是一种实践，一种社会的、有意识的、自觉的“塑造”活动，因此，致力于建设美好社会与美好人生宗旨的职业教育的展开就是走在“现代化之路”。
本文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17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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