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资讯

看德国的职业教育，我们要向德国职教学习什么？

德国的优势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复制，全球上也只有中国有跟德国产业结构相似的地方。

德国对职业教育可谓是高度重视和全民认可，职业教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德国社会对技工的尊重在世界首屈一指，技术工人薪水稳定优厚。德国技工工资高于全国平均工资，大学毕业生白领平均年薪在3.2万欧元左右，而德国技工的平均年薪是3.5万欧元左右，不少行业的技工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公务员，甚至高过大学教授。而且其制造业技工需求量大，每年有2/3的初中毕业生进入职业学校择接受职业教育。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德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产业布局日趋合理，产业结构明显优化，重化工业、支柱产业、高技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在德国工业中的作用增强，内源性经济日渐增大，活跃了德国工业发展。德国把科学技术视为强国之本，德国前总统赫尔佐格曾说，“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博士，而是更多技师。其在制造业的成就归功于德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大量投入和全社会对技工的尊重。

德国企业家认为，好的产品需要优秀的技工来完成，再先进的科研成果，没有技工的制作，也很难变成强有力的产品。

德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进程情况

2000-2004年间，德国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明显，以资产结构为例，按以下公式测算，轻重工业年结构变化率为2.50，经济类型结构变化率为8.56，行业结构变化率为5.66，大中小型企业结构变化率为5.43。

中国现有2.8亿多农民工，是许多产业的主力军，但“用工荒”却仍在某些行业真实发生。“用工荒”确切地说是“技工荒”——1998年到2017年20年间，我国的高职学校猛增上千所，招生近350万人，然而，2017年我国的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仅为5%，与发达国家40%以上的数据相差甚远。

为什么我们的职业教育，没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技术工人?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又是如何开展的?我们能够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借鉴什么?

带着这些疑惑，记者采访了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李俊和上海电机学院中德智能制造学院副书记、副院长苏庆刚。

为什么向德国学习职业教育？

开学季，位于浦东临港的上海电机学院迎来了新生。电机学院中德智能制造学院副书记、副院长苏庆刚告诉记者，今年是中德学院成立的第四年。

说起中德合作办学的由来，苏庆刚表示这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根据规划，目前临港正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智能制造产业链，上个月最新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中更是明确临港要将“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体系”放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在临港争创国际智能制造中心的同时，为临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适应智能制造领域国际化竞争的优秀现场工程师，成为了电机学院的一大使命。

苏庆刚告诉记者，学院在借鉴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模式的基础上融合电机学院办学理念，双方学分互认。“选择德国，一是因为学院十几年前就和德国院校展开了专业合作，二是因为德国踏实严谨的职业教育的理念和方法，适合电机学院的实际;此外，德国也是世界闻名的制造业大国，我们在智能制造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思路上是一致的。”

据介绍，中德智能制造学院开设了“2+2” 合作办学项目，引进凯撒斯劳腾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体系和教学模块，与德国双学位培养学生。学生每年从一年级新生中通过遴选招录，在狠抓专业课的同时，增设德语强化课程;当学生通过B2考试后，从三年级起可选择到凯撒斯劳腾应用技术大学和不来梅应用技术大学对口专业学习，也可在国内继续学习完成学业。

德国职业教育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元制”的模式，苏庆刚介绍，电机学院积极打造校企合作的智能制造师生科研团队，加深学校与企业的交流合作的同时，“双元制”变身“多元制”，政府也加入其中，“我们的学生在临港的企业实习时，不仅能获得企业支付的报酬，还能享受到临港政府的人才补贴。培养过程中，企业也是全程参与，我们会从相关跨国企业中聘请工程技术负责人为中德学院开设课程，这样，学生的知识结构、动手能力以及眼界都能更加契合企业生产实际需要”。

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李俊认为：“纵观全球的职业教育模式，英国的职业教育到现在来看，可以说还是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由于本岛的制造型企业不够多，高技能的英国工人数量远不如德国，国内也没有行业企业一同参与的氛围;日本的职业教育则过多地依赖于国内的大企业，企业的整体水平对课程建设、人才培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美国与德国的职业教育更是走向两个极端，在德国，工人阶级强调维护工匠对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控制借此来维护自己的福利，而美国现代企业推行福特制(流水线生产模式)，工业管理者从19世纪就开始坚定地执行去技能化的改革，所以美国工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变成了直接通过工会保障就业和工资水平，但没有注重技术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当中国制造业崛起后，对于美国的冲击力不言自明。”

说到这里，或许你能明白为什么中国职业教育如此青睐德国。作为工业4.0概念的全球发源地，德国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之一，也是中国制造业学习的榜样。李俊告诉记者，中国已经成为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最大市场。

“德国的优势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复制，全球上也只有中国有跟德国产业结构相似的地方，从国际关系上讲，德国是一个中国较为稳定的合作伙伴，这从默克尔过去多年里多次访问中国就可以看出。”此外，德国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己的职业教育模式，联邦外交部把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放在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德国联邦教研部长卡利契克更是喊出“培训，由德国制造”的口号，先后发布了新版《职业教育与在职继续教育出口指南》《联邦政府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战略》等。这些德国职业教育全球营销策略，也为德国职业教育的全球化作出了不少贡献。

预定学徒，中小企业热衷订制工

在全球范围内，职业教育主要的模式有德国“双元制”模式、加拿大“CBE”模式(强调以综合能力为基础，以岗位要求来培养)、英国“BTEC”模式(强调等级证书的重要性)、澳大利亚“TAFE”模式(同英国)和法国“双轨制”模式(强调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区别，互不相通)。

一直以来，德国的职业教育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声誉，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也将德国作为重要的学习和借鉴对象。

据李俊介绍，德国的教育体系中，学生分流很早，绝大多数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就基本确定今后是走职业教育还是升学普通高校的道路，上大学的学生一般进入文法中学;部分同学进入实科中学;还有一部分文化课成绩差的学生，则进入主体中学进行过渡教育。

在德国，大约有350种官方承认的培训职业(相当于我国职业教育中的专业)，相比大学通识教育，职业教育在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德国的年轻人中，很大比例通过职业教育实现就业。其中，德国职业教育中的“双元制”模式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是德国年轻人失业率保持在7%以下的关键。

“初中毕业后，学生可以自己找一家有资格的企业接收，通过企业的面试后，学生就可以在企业和学校两个学习地点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德国企业有联合培养学徒的传统，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培养学徒的最大动力，就是企业自身发展需求。”

在世界范围内，德语国家的职业教育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李俊表示，虽然企业在职业培训中投入巨大，其中包括培训学徒的工资、培训师傅的工资、培训场地设施耗材的花费以及付给商会的会员费等，然而企业也从培训中获得了不少收益。

2012年，德国联邦职业教育部门对3000多家企业做过一个大型调查并得出结论：平均每个学徒一年培训费用是17900欧元，其中学徒工资占很大一部分，同时，学徒劳动也有12500欧元的产出。也就是说，企业培训一个学徒，每年仅需投入5400欧元。“此外，企业招募与雇佣成本和员工短缺风险降低，企业社会形象也能够有效提升。”

企业参与度高的另一个基础，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和机制设计，包括劳动力市场制度。“简单来说，在德国，劳方、资方、政府等共同参与‘集体工资协商制度’，这个制度决定，在同一个产业同一岗位的工种，工资水平是相似的，这样就解决了互相挖墙脚的问题;另外，德国不同岗位之间的工资水平差异是很小的，有研究表明，工资收入阶梯越小，企业就越有动力参与培训。”

不过，李俊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大部分的企业都参与职业培训。根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2011 年德国所有企业中不到22%的企业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且地区、行业及企业大小的差异较为明显。一方面是因为德国规定只有符合《联邦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并经过行业协会对办学资质认定的企业，才可作为有资格从事职业教育的企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培养学生的需求。

“很多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够支撑起这样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因为有西门子、奔驰、大众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他们的确很重要，然而德国的经济支柱还有大量拥有雄厚技术实力的中等企业、中小型企业，他们常常是在一个细分领域深耕，供应零部件或者继承性产品，因为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所以也被称为‘隐形冠军’。”

数据统计，德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隐形冠军”，他们是职业教育企业参与的重要力量，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

中国该如何吸收德国经验？

“在教学法、课程开发和教师教育等教育教学层面上，德国的许多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不过，我们国家的市场结构、劳动力市场、企业需求和德国相比，都有显著的差异，照搬照抄显然是不可取的。对于德国模式，我们应该取长补短。”李俊强调。

德国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德国的职业教育中，最核心的部分叫作职业培训条例，这些条例的制定都是由行业、政府以及学校多方面共同参与的。“让行业企业更加深入地参与到职业教育当中，尤其是骨干龙头企业，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李俊看来，要想企业长期可持续地参与职业教育，企业必须从中获利，而目前已有的校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能够满足企业的这一诉求。这既有机制上的不足，更多的也是产业发展水平上的缺陷，“在我们国家，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很多的企业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大量需要的仍是普通工人，所以我们常常看见许多职校的校企合作，是把学生当成了廉价劳动力。”

而在东部地区，职业教育的推行也要避免“一刀切”的现象，“我在走访一些学校时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机构与行业企业的合作，行政主导的色彩较为浓重，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干预了市场机制的发挥。总的来说，行政力量的介入给了职业教育强有力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但政策下来后，有部分学校为了完成‘标准动作’，使得原本已经形成的职教特色某种程度上被湮没，这是非常可惜的;还有企业在政府资金的推动下浑水摸鱼”。

在中国，家长和学生对于职业教育观念也需要更新换代。近些年，虽然德国大学教育的报考率在逐年升高，但职业教育仍然是近一半德国学生的选择，德国孩子初中毕业后，家长也很愿意让其接受职业教育。在李俊看来，社会舆论环境的改变有赖于教育质量和内涵的提高，让家长看到孩子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也能够学到真本事，找到好工作，职业教育自然也就愈发有市场了。“这些改变都需要制度的创新。”

当然，除了学习，中国的职业教育近年来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德国联邦教科部曾坦言，就电子商务和智能服务而言，德国职业教育须向中国学习。

资料来源：新民周刊，2019年9月12日，作者 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