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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改革遇到了职教转型中的困境与瓶颈又该如何解决？| 黄彬
原标题：黄彬：如何突围职业教育转型中的困境与瓶颈?
中国的职业教育起步晚，并且之前不受重视，而中国的大学也倾向于理论，然而国家目前需要的是实践能力强的人才。职业教育，发展到现代职业教育，无论是欧美大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日益明了其重要性。由于职业教育也是为社会输送人才、为国家强国之路奠定基石，职业教育是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的说法也让大家对职业教育有了新的认知。既然职业教育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如何做好职业教育的这个命题也是社会及许多学者特别关心的事情。目前职业教育改革遇到了职业教育转型中的困境与瓶颈又该如何解决？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逐步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中等职业学校多达10340所，高等职业院校多达1423所;高中阶段学校24431所，中等职业学校占42.32%。中职在校生1551.84万人，中职专任教师83.13万人，生师比19.9：1，中职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92.1%，双师型教师占29.9%，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初步建立。
2019年开始，国家围绕职业教育密集出台多项政策、多个文件，职业教育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国家围绕职业教育密集出台多项政策：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高职扩招100万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重要表述迅速抬升了职业教育舆情热度，使之成为今年两会期间最热教育主题。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部署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双高计划”），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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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七月、八月，陕西省、西安市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会相继召开，各级会议明确要求严格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全国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确保控辍保学、高中阶段职普比4:6和高职扩招，职业教育一跃成为热门话题。职业教育一跃成为热门话题。
推动“两个转型”，深化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改革
要建立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改善职业教育地位低下、改革难以突破、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
其一，需要职业教育从“层次”教育向“类型”教育蜕变，通过培养目标的不同，将之与普教区别开来：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性人才，这个培养目标，决定了其课程内容必须来自职业岗位或岗位群，其就业方向必须面向某个特定职业;培养这种独特类型的人才，必须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途径和方式;这种类型的教育，必然具有职业性、跨界性和应用性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本质属性。
为此，职业教育需要从三方面实现类型化：对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所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明确人才培养的独特性;对标“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的“小目标”，督促更明确的、更有力的政策和制度等外部环境为“类型化”提供支撑;对标职校自身“类”的本分和本性，建立起持续改进的内部质量保证机制，关注学校职后培训的质量，提升服务社会能力。
其二，要扭转普教精英教育的社会偏见，让职业教育培养定位从“技工”向“人才”蜕变。不仅要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观，让“不唯学历、不唯文凭、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成为新的科学的人才评价方式，还有要不断强化分配制度、人事制度等人才激励机制，不断探索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职业教育也不再是专门满足无法继续接受普通教育的学习者求学需求的补充性教育，而是在社会、经济与个体发展中具有独特功能的一种教育形式，它是可供学习者选择的多种教育路径中的一种。
解开“五大矛盾”，突破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瓶颈
笔者认为，现存着“五大矛盾”是当下职业教育转型的桎梏。
其中，“五大矛盾”之一为“就业导向”与“职业生涯导向”的矛盾。在特定历史时期，我国的职业教育长期把“就业导向”作为主要战略，“以就业带动职业教育发展”成为政府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职业院校也围绕这一方针设置专业和课程、组织和开展教学、围绕学生技能水平和就业率开展评价。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国家的特定时期的就业问题，为企业稳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
但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转型升级、市场对人才综合素质愈发提升、人民对美化生活愈发向往和追求、学生自我发展需求更加多元化，这种“一边倒”的“就业导向”办学定位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的职业教育。2007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要求我们职业教育既能全面关注学生发展的，又能“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笔者认为，突破“就业导向”与“职业生涯导向”的矛盾，满足学生终身发展又能兼顾就业导向、服务区域经济，不仅需要学校充分调研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建立专业和区域布局动态调整机制，加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还需要加强对学生生涯指导，引导学生树立生涯发展多元化的理念，让学生能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生涯选择。
另外，在职业教育内部层次结构的发展“同向不同步”的矛盾方面，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着职业教育内部结构的发展，两者又共同决定着对劳动力市场需求。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区域产业结构与职业教育内部结构均发生变化，但职业教育结构布局调整未能适应产业发展：不仅有专业调整滞后，导致人才数量培养与产业发展的不同步，还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不完整，制约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同步。所以既有可能出现市场人才时而短缺、时而过剩的现象，也会出现低层次技能人才供应过剩、中层次技术人才不足、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严重短缺等现象。
为此，需要建立起职业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政府应该出台明确教育同产业匹配的政策，搭建产教融合的平台，畅通信息渠道，把产业和劳动市场最新信息及时传递到向职业院校，并推动各层次职业教育内部有效衔接。职业院校要强化沟通合作，构建同一专业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布局;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引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一体化制定同类专业的各级培养目标、各层次人才培养实施方案，衔接各层次人才培养战略，形成阶梯式人才培养模式，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梯队。
在“示范性”“双高”的专项建设与标准化、现代化办学的矛盾方面，笔者了解到，2019年4月《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双高计划”)的提出，以“质量为先、改革导向、扶优扶强”的遴选办法为“示范性”“双高”学校提供了进一步资源倾斜。受泵吸效应影响，资源总是向优质的更强的地方集聚，加之专项经费财政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和使用期限，能被入选“示范性”“双高”的都是很优秀的职业院校，这些职业院校本身具有比较强的师资和资源，可以在建设申报要求规定较短时间实现建设目标，加之各校在申报方案中尽量突出特色化，也为其他学校传递了“要努力找特色、找亮点拿、项目才能有钱建设好学校”的错误信号。
但就总体而言，这样的资源倾斜并不完全利于职教标准化、现代化的建设。我国的职业教育距离现代化的职业教育目标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办学条件较差，有的学校达不到基本设置标准，职业教育的标准不完善等。这些问题使得中国职业教育大而不强，多而不精，职业教育依然是教育现代化中的薄弱环节。笔者认为，要改变这些薄弱环节，需要国家和政府更多关心如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底线，资金惠及那些综合实力较弱，甚至加大对办学条件不达标的学校支持，竞争性的专项资金应聚焦鼓励职业院校如何制定相关的职业教育标准，或者围绕破解职业教育难题的重大课题，努力形成一批标准化和现代化职业院校。
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双向路径中的矛盾方面，笔者认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独特办学特征也是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职业教育举办者多为行业企业或典型的厂办校，是真正的产教融合。但在曲折中发展的职业教育学校逐渐与企业分离后，缺乏吸引力的学校难以吸引企业主动的对接，特别是对于政府办学的职业院校来说，“剃头担子一头热”是常态。行业办学的学校还是绕不开“人情合作”模式，需要学校前辈们用“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口号去拉企业参与。
因此，要吸引企业主动对接，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对企业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政府在制度层面发力，用切实的税收等经济杠杆或足以打破办学体制机制壁垒的政策力道，给予企业制度利好保障，有效减弱企业参与合作中承受的负担，才能真正发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双向路径的功能。
在“三教”改革与职业院校学生获得感的矛盾方面，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必须落在“教师、教材、教学”等“三教”上面，“以学生为中心”提高教育质量，让学生具备“泛在学习”的适应性和在信息化社会中的发展潜力，切实增强学生的成长“保障感”。
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让教师“专业化”，提升教师教学实践能力，既能满足学生的“三观教育”的正能量要求，又能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发展;二是要让教材改革“立体化”，推动教材与企业实践活动融合，满足多样的学习要求;三是要让教学改革要“实践化”“信息化”，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搭建好校内课堂、企业实践课堂、网上课堂三个课堂，综合运用行动导向教学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块化教学法，从而完善课堂评价机制。
面向“教育现代化”，发挥上海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使命
上海职业教育经过三十年改革和探索，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起到了示范和辐射作用。对此，笔者也归结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一是创新贯通培养模式，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0年国务院提出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规划纲要，上海市教委迅速落实，于同年启动了中高职教育贯通培养模式试点(以下简称“中高职贯通”)，并每年稳定推进此项工作，2014年又启动了中等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贯通培养模式试点(以下简称“中本贯通”)。至2019年，上海58所中职学校与33所高职院校进行贯通、45所中职学校与17所应用型本科院校实现中本贯通试点，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为上海人才培养搭建了“立交桥”。
从现有贯通的专业看，贯通模式框架特色鲜明，覆盖上海重点、稳定发展的产业，体现了鲜明的职教特色。贯通的职业院校中，部分中职、高职学校同属于一个职教集团或属于同一体制内的职业院校，有力推动了人才培养模式一体化设计和职教资源共享。其次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体化的设计，使上海的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培养模式有别于传统的中职、高职物理上的叠加(3+2/3+3等)培养模式，使得行业对技能人才能提出更高的需求。
二是科学调整专业结构。2020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1/5左右，后工业时代发展拉开大幕。上海职业教育正着力于构建匹配上海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的职业教育结构布局，同时又启动了新一轮的中职专业布局调整，积极对接上海产业地图，跟上海经济与政策发展趋势，设置与“上海智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养老”、“护理”“学前教育”相匹配的专业，不断促进培养目标与市场对人才的最新要求相匹配。
三是深化创新发展战略。职业学校走产教融合道路既是推动国内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战略性举措，也是职业教育发展客观规律和内在本质的必然要求，“十三五”期间，上海“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路径迈向新时代：不仅要构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动机制，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健全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完善产教融合信息流通机制，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而且要让校企合作贯穿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全过程，使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环节，行业元素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促进教学革新、教师成长和学校服务能力的共同提升;还要通过集团化办学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以人才培养与专业发展等各环节中的开拓创新，促进各职教集团实践与服务能力的稳步提升。
四是拓宽职教视野，以全球视野和战略打造职业教育。2016年上海市职业教育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已经在上海职业教育国际化做出了明确的定位。不仅对国际化提出了引进国际资源的要求，更提出了“走出去”服务全球的战略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和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体现了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上海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理念持续深入，交流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交流合作的层次日益提升。在双向交流的过程中，上海职业教育育人标准、师资队伍、专业课程、学生交流等均走向国际化。
五是依托“46届世界技能大赛”，充分发挥上海职教院校作用。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上海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这无疑对上海尤其是上海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机遇，更是上海职业教育发挥职教特色、发挥院校作用的重大时刻，各职业学校可通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既要积极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又要把技能大赛标准与学校专业课程标准对接，推动专业课程的国际化。收获技能人才培训经验;与世界技能大赛培养和评价标准相对接，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总而言之，以上海引领的长三角地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在中国职业教育中居于领先地位，形成了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现代化模式。主要表现在，普职比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大;办学经费投入相对充足，办学条件持续改善;师资队伍数量充足，师资素养提升较快;人才培养效果良好，稳定社会效应凸显;办学密度趋于合理，辐射区域作用突出。
同时，长三角地区职业教育在区域办学、地理布局、结构调整、校企合作等方面也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明确新时期长三角地区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思路，破解职业教育发展一体化发展的问题乃至中国特色职业教育难题，需要上海职业教育贡献智慧，拿出上海方案，体现上海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黄彬教授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