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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服务区域经济的实践创新与理论生成
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创新与理论生成
区域职业教育的实践创新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生成是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及制度体系发展的坚实基础，对于落实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与要求有重要价值。
区域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就业以及技术创新、城市发展、教育公平和生活方式等双向相互影响，使得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理念、实践模式和政策进程时常带有明显的空间和时间特色，使职业教育支撑本地发展需求的效果也会产生明显区域性差异。在此进程中，各区域职业教育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此消彼长，产生了诸多可资借鉴与学习的优秀经验和做法，这既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不断前行的铺路石，更是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持续地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后的15年间，教育部推动地方政府围绕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先行先试，为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经验，确定天津为全国首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2005—2010)，随后又升级为唯一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2010—2015)和“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2015—2020);于2015年7月在天津成立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示范区)联盟并将秘书处设置于天津。
天津试验区、示范区的设置密切配合国家实施的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是推动区域职业教育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支撑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并探索先进经验的重大举措。对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而言，不仅有示范引领的重大实践价值，同时具有理论探索、模式总结的可持续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意义。为此，本文尝试较为全面地总结天津职业教育发展，探究区域职业教育实践创新与理论生成的关联及成果。
一、以历史思维扬弃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至今150余年，在不断实现着自身政策、理论、制度与模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与追求是通过培育优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以支撑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为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中国道路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纵观这一过程，天津职业教育深受地缘政治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并切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理念和模式，既体现为从历史中走来，又体现为对历史理念和做法的不断扬弃和发展，具有一种内在科学的历史思维脉络，并对全国职业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一）实业强国、工学并举、教学做合一的近代化职业教育思维
近代天津，北方重镇，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洋务运动时期，新式学堂也率先在天津成立。最早的电报学堂、武备学堂、医务学堂都产生于这里，在实业强国的历史背景下将技术教育引入中国。
近代职业教育的核心理念伴随着1903年北洋工艺学堂成立不断生成。该学堂第二年改为直隶高等工艺学堂。1905年又建立初级工艺学堂，为高等工艺学堂输送学员。工艺学堂由时任工艺总局总办、天津道周学熙为学堂监督。周氏为近代北方重要的官僚实业家，与南方实业家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其影响于当时和后世都颇为深远。周学熙考察并研究日本，形成清晰的富、工、学的国家富强、工业振兴、实学发达的内在逻辑认识，提出“国非富不强，富非工不张”“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的核心主张。并且依托其所在工艺局，创设与高等工业学堂同步运行的实习工场、考工场、教育品制造所、劝业铁工场图算学堂、民立艺徒学堂等，完备地涵盖高、中、初级技术教育及培训体系。在教学中，周氏倡导“工学并举、教学做合一”，构建“学校工场结合体”，学生半工半读、亦工亦学，理论由学堂习得，而实践则由工场师傅传授，理实一体、紧密结合。
周学熙的实业教育思想立足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工业企业，又全方位学习日本近代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甚至从日本及欧洲延聘师资，所提出的工学并举理念和实践都切实地体现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规律。尤其重要的是其自创的体系实际上兼顾教育和培训、涉及技能积累由低到高各层次，这都与当时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状况非常接近，而且充分适应近代产业发展需求。因此经过推广之后成效极其显著，切实推动了近代天津的实业发展。
近代化背景下兴起的“工学并举”技术技能人才培育的思想成为区域教育历史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以直隶高等工艺学堂为前身的河北工业大学一直都传承并转化着工学并举理念，积极构建中国式一体化工业教育模式[6]。这种思想和实践传统对天津职业教育的影响极为深远，成为之后职业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一个坚实的历史出发点。
（二）两种制度、半工半读的新中国社会主义职业教育思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深入，党和国家对劳动用工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酝酿、实施并产生较大反响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即全日制、半工半读学校教育和劳动制度，旨在以有限的国家财力条件迅速普及教育和提高工业、农业技术水平，这在当时“代表着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道路中的一个新的方向”。
天津为积极发展和加强领导半工半读教育成立天津市第二教育局。1958年5月27日，全国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天津国棉一厂半工半读学校”正式成立，《人民日报》进行详细报道，指出这是“在工人中实行的半工半读的革命措施，为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开创了一个新的途径”。
在天津筹办半工半读学校的同时，刘少奇同志将其关于改革教育制度的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与中央其他领导进行商量后，于1958年5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系统阐释了其当时关于国家教育改革的思路。1958年7月10日，刘少奇到天津听取天津市委领导汇报的工人半工半读学校的情况，他肯定这种形式并提出可否由天津试行举办工厂招收初中毕业生的半工半读学校，将他们的升学、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天津迅速研究，确定以感光胶片、天津制药、电子仪器、有机合成为代表的10所新建、扩建工厂举办半工半读学校，当年招收4 000多名初中毕业生。
天津半工半读学校建立一专多能、工种轮换、一周劳动一周学习、师傅制度和师徒合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机制，在教学方面则遵循结合生产、急用先学、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和学用结合的原则。195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天津有100多所工厂办起了半工半读学校，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办起一批这样的学校。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半工半读教育是经中央谋划与推广，率先在天津崛起，从工厂企业发端，后来全国铺开实施的一种重要的职业教育类型，它适应当时国情，为新中国工厂技术工人换代和更新培养了急需可用的关键技能人才，也探索和实践了一种职业教育可行的方案。这种模式的产生从本质上说是天津在新中国成立初因区域产业发展需要积极探索和实践的一种技术技能传承与创新的方式，解决了技能人才严重缺乏的实际问题，并将区域职业教育的有效经验不断总结形成一种可推广、可复制的基本做法和模式，成为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时至今日重新审视半工半读培育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思路和做法，依旧可以发现它与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高度吻合，也与当代世界各国有效的职业教育模式，如“双元制”“现代学徒制”均有相当的契合之处。
（三）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新世纪职业教育思维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迅速恢复并构建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体系，明确并强调职业教育在培育人力资源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职业教育体系、规模、质量都取得巨大发展与进步，奠定了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构架。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1年)提出“提倡产教结合、工学结合”，天津率先将“工学结合”职业教育模式构建起来并形成政策和话语体系，被教育部认可在全国推广。
天津对“工学结合”的探索立足于区域职业教育“工学并举”和“半工半读”历史经验，并充分研究和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和天津城市定位，在汲取传承中把握现代职教基本规律，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区域职业教育的转型升级，形成“以就业为导向，加强专业建设;以能力为本位，加强课程体系建设;以技能为中心，加强实训基地和师资队伍建设;以职业道德为核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办学思路，落实以行业办学为主举办职业教育、以企业需要为主确定培养目标、以实践能力为主调整课程体系、以实训基地为主培养专业技能，构建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的“天津模式”。
2005年8月19日教育部在天津召开职业教育工学结合座谈会，充分肯定这种模式并推广。同年11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再次肯定了工学结合、半工半读，在《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强调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建立和完善半工半读制度，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加以推广。
作为区域职业教育的天津探索，成为当时国家职业教育政策的先导和基础。2005年8月教育部与天津共建我国首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在多个方面探索职业教育的创新体系与发展机制。之后，天津成为首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和“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也是延续这种有意义的探索。这种模式开启了国家确立“试验区”“示范区”进行区域职业教育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并不断转化为国家政策的机制，成为有意识推进区域职业教育实践与理论发展并持续上升为国家政策的中国职业教育改革新思路和新做法，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二、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构建加快职业教育现代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构建是推进改革与发展的一项根本思路与举措，政策的起点及终点都以“现代化”作为归依。天津职业教育立足区域政策开发，探索并形成落实省部共建协议破解制度瓶颈、出台地方政策法规力促现代化进程、立足新时代要求强化优势发展政策的基本路径，代表着区域职业教育政策开发的基本方向和关键理念。
（一）先行先试：落实与教育部三次共建协议破解发展难题
教育部从2005年至2020年先后与天津市共签3个五年期的建设协议。试验区、示范区和现代示范区三阶段的建设任务有着明显的侧重，但都深刻地体现了区域职业教育先行先试支撑国家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特点，在推动地方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政策得以出台和实施。
在2005—2010年的试验区建设期间，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成为建设核心，五年建设期“新型工业化背景下职业教育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系统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天津连续成功举办四届，“职业教育有大赛”成为国家职业教育的体制创新并延续至今。
2010—2015年的示范区建设任务进一步彰显国家诉求，围绕提升国家竞争力和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规划来推动职业教育科学发展和创新职业教育制度。
2015—2020年教育部对天津职业教育现代示范区建设进一步明确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全力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规划、与产业建设同步实施、与技术进步同步升级，健全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职业教育模式、完善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五年，天津职业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形成了共研、共建、共用、共享、共赢“五共机制”和政行企校研“五方携手”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精准扶贫、职教帮扶”东西部协作、创建“鲁班工坊”支撑一带一路建设、“职继协同、双周推进”加快学习型城市建设等重要经验和做法都得到广泛认同;服务区域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而构建起推动产教融合的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五业联动”机制、建设并获批我国第一所应用技术大学、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主赛场成为城市靓丽名片等都显现出职业教育强大的发展驱动力。
应该说，15年的试验区、示范区建设历程充分体现了区域实践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内在逻辑，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与模式构建提供可持续的创新资源。
（二）夯实体系：出台地方政策法规力促职业教育现代化
21世纪以来，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取得重要进步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紧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持续加强顶层设计和谋划，不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
对职业教育进行区域立法是首要举措，以此确立各级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任务、明确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确定职业教育目标，做到依法治教。《天津市职业教育条例》于2007年7月1日起实施，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发挥行业、企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职业道德素养，提高其就业能力、工作能力、职业转换能力以及创业能力。
聚焦职业教育现代化出台政策。代表性举措是2016年3月天津市《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意见》的出台，旨在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紧紧围绕“职业教育现代化”，提出打造具有天津特点、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实现职业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进行全面部署。
（三）强化优势：落实新时代要求强化发展
进入新进代，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新要求，区域职业教育落实时代要求推进发展并确保优势。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职业教育，2018年9月天津正式出台《关于做大做强做优职业教育的八项举措》，明确坚持政府主导、教育主管、行业企业主办的原则，确保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水平，拓展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平台功能，建设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鲁班工坊”，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西部协作，职继协同、凝聚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强大合力，全力建设具有天津特点、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行业企业办学是天津长期以来的区域职教特色和优势，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推进职业教育多元化办学体制建设进程。天津于2018年10月又颁发《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激发职业院校办学活力的指导意见》，详细规定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8种路径和具体的政策保障举措，全力推进行业企业办学和培育职业教育新业态。
职业教育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政策开发，当前区域职业教育政策开发的良好机制已经具备，但政策开发的自主性、超前性、积极性还有明显的不足，这也是迫切需要加强的重要方面。
三、坚守并创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根本规律和发展模式。天津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脉相承的区域经验，即工学并举、半工半读、工学结合也都是推进校企合作培育技能人才的良好做法。20世纪以来，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中国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机制也在发生着变化。
（一）20世纪末，政府机构改革进程中坚守行业企业办学体制，实施“两不变一不减”政策
根据政府机构改革要求，1999年天津市行业主管部门退出政府序列转制为企业性质集团总公司，但其举办职业教育的职能没有改革，并且明确实施“各个学校继续依托行业、企业管理的体制不变，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渠道不变，经费额度不减，由教育部门加强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的政策，有效确保行业企业办学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财政经费支持丝毫没有减少，这成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条基本经验。从目前全国各地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情况来看，凡是财政经费可以确保教师人员经费和生均拨款的院校，其发展现状及潜力都呈现良好态势;反之，则存在明显的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区域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行业企业办学就更加艰难。
（二）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优化行业企业办学体制机制，进一步实施“两完善、一增长、一加强”政策
这是在“两不变一不减”体制基础上，为适应产教融合新要求，破解区域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若干难题而提出的政策。完善对行业企业办学业绩政绩的考核制度，明确行业企业院校发展责任，特别是建立行业企业与教育行政部门会商院校领导班子选聘、调整、考核的机制;完善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渠道，建立年度适度递增生均经费拨款标准的机制;加强建立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等的第三方评价机制。这是坚持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方面主体地位和财政渠道不变的同时，不断优化与推进科学治理和评价机制的重要思路和做法，有助于在发展中破解区域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中出现的新问题。
（三）区域创新构建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和专业“五业联动”机制
在上述政策框架下，遵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为更加密切校企合作，使职业教育能够更好地应对产业发展需求，“五业联动”的思路与机制被提出并不断在实践中完善与落实。天津先后组建20余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强化行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旨在形成联动机制;建立了20多个多类型“集约化、规模化”的职教集团，旨在搭建联动平台;瞄准主导产业、新型战略型产业结构调整推动院校专业建设，旨在建设联动专业组群;实施职业院校优质教学资源建设工程，旨在打造联动精品课程;对接国际工艺流程，旨在建立联动教学标准。“五业联动”是新时期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一种思路和模式，值得从理论上加以深入地研究和推进，需要从更加微观的层面加以剖析。
职业教育在我国发展速度很快，但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难度却很大，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推进校企合作都存在认识不统一、做法有差异的问题。特别是在各地推进机构改革的进程中，无论之前或是现在，各地都存在忽视职业教育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需求的现象，成为阻碍当地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也再一次说明顶层设计和政策开发对职业教育落实校企合作的重要意义，也充分说明区域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必须要长期坚守才能实现模式创新和产生良性效果。
四、系统化构建技能开发和积累的制度创新与实践模式
20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以及国际重要组织全力推进“技能开发”，不少国家先后制定本国的“技能战略”培育技术技能人力资本，将技能与国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通过技能竞赛培育高技能人才成为各国和著名企业的一项共识。我国在这个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就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创设和连续举办。
（一）区域试点先行推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制度创新
我国在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关注到技能开发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意识到构建一套全国性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体制的重要性。于是，教育部和天津市于2005年启动建设职教试验区时，根据我国技能开发的需求，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就被确定为试验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试点先行、创新设计和全面推开的方式探索大赛制度。2008年6月28日到30日，第一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正式在天津举办。之后，天津被确立了永久主赛场，技能竞赛结束断续办、分散办、随机办的状况，开始连续办、集中办、规范办。全国大赛制度推动省赛和校赛的出现，不断形成“校校有比赛，省省有竞赛，国家有大赛”的“人人都参与、专业大覆盖、层层有选拔”全国三级技能竞赛体系。技能大赛作为制度创新，从区域走向全国，形成了我国通过技能竞赛优化技能开发战略的理念与模式。
（二）区域职业教育有效探索赛、教、学创新成果
天津牢牢把握住大赛推动区域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大赛引领一线教育教学改革，助推专业建设和师资培养，围绕大赛而深入研究和实施的教学成果不断优化和发展。2014年，由天津报送的“开发技能赛项与教学资源推进高职机电类专业综合实训教学的改革与实践”，荣获首届国家级职业教育类教学成果唯一的特等奖。大赛在举办时，逐渐形成国际选手的“请进来”机制，同时全力以赴地推动大赛成果的“输出去”。天津职业院校依据自身经验，牵头设计的大赛赛项、竞赛装备、教材资源成为东盟十国技能大赛的指定赛项，把竞赛标准、装备、教材送出国门，泰国“鲁班工坊”当地师生使用中国装备训练后在第十一届东盟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中国职业教育大赛的“软实力”在国际上得到印证。
（三）结合国家需求深入探索大赛成果转化的理论与机制
大赛成果转化是技能开发的重要内容，也是大赛得以持续促进人才培养的重要机制。天津于2015年建成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博物馆，系统展示与梳理大赛历程和成果。为了进一步推进大赛成果转化，充分发挥主赛区功能，教育部和天津于2017年共同揭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成果转化中心，全面推进建立大赛资源转化的国家机制。2018年，由天津申报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成果资源国际化发展的实践创新”荣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技能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技能竞赛，科学合理的竞赛体制和机制对于技能培育和形成具有重要的引导和评价作用。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使大赛更加完善，更加与国际竞赛相对接，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五、职业教育支撑国家对外战略创新国际化模式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由我国实施的重大工程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在沿线国家落地，迫切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以支撑工程和企业，而当地的职业教育大多不能适应需求，为此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支撑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就成为必然的发展需求。
因应此种国家发展需求，在教育部的指导和支持下，天津率先在区域职业教育中谋划和提出构建海外“鲁班工坊”的思路与路径，立足职业教育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开启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新模式，它的创建与运行使中国职业教育的优势得到明显地展示和体现。2018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实施的“八大行动”中的第五大行动“能力建设”中强调，将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从2016年在泰国建成我国首个境外“鲁班工坊”起，又先后在欧洲的英国和葡萄牙，亚洲的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柬埔寨，非洲的吉布提、马里、埃及等国家共建成11个鲁班工坊。2020年，天津将最终完成国家要求在非洲建立10个“鲁班工坊”的任务。
由天津率先在区域内推动实施的建设海外“鲁班工坊”的行动将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体现为中国职业教育伴随“一带一路”走出去，为企业培育当地高水平技能人才;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国职业教育在新时代可以持续向世界各国输出我们的优质资源，将10余年经过试验和示范的职教成果不断地转化为推进国际合作的力量。正如有学者总结改革开放政策的演变历程，发现我国由适应者融入者，到参与者完善者，再到倡导者引领者[19]。这种论断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职业教育。
在推进“鲁班工坊”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天津市发布《关于推进我市职业院校在海外设立“鲁班工坊”试点方案的通知》，全面系统地明确“鲁班工坊”的使命和任务，一是在传播中国职业教育和工匠精神、共同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等方面承担重要使命;二是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需求，输出天津职业教育优质资源和教学标准，开启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中构建和打造“中国模式”的新时代;三是放大做强天津职业教育优势，将国家职教示范区的重要建设成果和优势进行汇聚，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国内国际、支撑城市品牌，叫响叫亮天津职业教育品牌。“鲁班工坊”在国际交流中其使命和作用超越了技能培训，成为推动中国持续支持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的重要举措。
围绕这种崭新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模式，大量的科学研究已经介入，开始深入讨论和总结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特别要和国际职业教育的基本要求相对接，而这也正在促使国内的职业教育不断发生着变革。
六、职业教育区域协同和东西协作推进优势互补
区域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经过探索与实践，可以发现职业教育有着巨大的支撑与服务作用，不可或缺。。
（一）东西协作的职教脱贫攻坚形成系统理念和模式
东西协作进程中，天津依托示范区的整体优势，与教育部共同揭牌“国家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中心”，并以之为中心不断构建起“区域系统援建、品牌整体输出、专业结对共建、师资轮岗培训、学生订制培养”等五种有效的职业教育帮扶西部的模式。在针对西部师资进行培训时，为增强有效性和针对性，总结与实施了“标准化教授、定制化传授、岗位化实授、转岗化精授、跟踪化讲授”等“五授”方式，力求将外部“输血”式扶贫与内部“造血”式脱贫结合起来，激发中西部职业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区域职业教育特色“一中心、五模式”的精准扶贫在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对口区域切实产生了有效的支撑作用。
区域职业教育对口帮扶需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面对新疆、西藏、青海、甘肃、河北、云南、吉林等地职业教育不同需求时，天津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优势资源，不断实践，持续总结，形成从“理念先行”到“示范共享”，从“自主行动”到“高位推动”，从“分散援助”到“全方位援助”，从“挂职支教”到“整体输出”的多个方面的有效尝试与做法。不断地形成一条“脱贫攻坚 职教帮扶”——全方位服务于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天津之路”。持续地对对口帮扶区域提供适合的职业教育援助，既不千篇一律、也非表面文章，而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职业教育都得到了发展。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职业教育的探索与前行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在这个特定区域中，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无法离开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支撑。作为区域中的一元，天津职业教育坚持三地“一盘棋”的指导思想，借助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成果的比较优势进行统筹规划和全面设计。
突出顶层设计、加强合作框架设计。2014年7、8月间，三地职业教育领域进行深入沟通，形成职教战略合作框架，初步奠定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交流合作基础;2015年5月，津冀两地签署《天津市河北省关于加强津冀两地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合作协议框架》，搭建产教对接平台，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优质职业院校到相应的产业转移地开展跨区域联合办学，组建跨区域职教集团，积极推进两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2018年5月，天津市教委与雄安新区管委会签署合作协议商定协助雄安构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为加强科研教研联盟平台建设，2016年2月三地签署《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科研组织合作协议》并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研究中心”，设置京津冀三个研究分中心;科研先行，教研紧随，2016年10月三地发起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教学协同发展联盟，启动教学领域的协同发展，成立以后每年召开一次专题研讨会议。
区域协同与东西协作的总体目的有所不同，但从职业教育发展视角而言，都体现为发挥职业教育区域比较优势提升弱势地区技能水平，带动其技术创新并提高生产力。世界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减贫运动”取得良好成效也已经证明这一点，我国近年来通过加强职教精准扶贫和区域协同正在不断地形成中国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成效。
七、强化理论研究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始终离不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作为支撑和动力。通过实践探索、理论研究、经验总结和成果推广的循环机制，职业教育这种实践性极强的教育类型始终能够得到理论研究的支撑，并进而使职业教育的理论得到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强力推进区域职业教育研究，一方面是参考发达国家或地区推动本国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做法——就是构建科研能力强大、人数众多的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其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往往是多学科并肩作战，长期持续研究。另一方面是复制我国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好做法，即国家及各地建立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形成科研协同网络，有效建成全国范围的职业教育科研机制。事实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只有建立专门职业教育研究机构才会使职业教育研究在整体教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来看，国家层面建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发挥指导、推动和引领全国职业教育科研的作用，同样也发挥着指导各地职业教育实践的作用。区域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样也迫切需要建设专门的地方研究机构作为支撑。在这个方面，天津市在进入21世纪之后便组建“市教委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以面向全市推进职业教育科研、教研工作，完成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天津主赛区的全部组织工作等业务职责为主，并同步承接全市教育年鉴、史志等相关工作。近年来，市教委多次在年度工作要点中提出加速该中心的转型升级以求打造区域职业教育的研究高地。2018年5月，由教育部和天津市共揭牌的“国家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确定由职教中心来支撑运行，形成该中心科研工作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的基本机制。
近三年来，由上述研究中心牵头，立足“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建设成果，不断构建起全面提升区域职业教育科研水平和能力的工作机制，形成一个总结和支撑天津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和成果体系。
本文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年第12期，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引用本文请标注：米靖.论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创新与理论生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2)：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