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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视点 | 西部中等职业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要整体规划而不是局部，“上升通道”敢问路在何方?

　　职教视点 | 西部中职：敢问路在何方?

　　

　　纵观当前职业教育关注的热点，多数是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或者发达省份的职业教育发展。那么，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态势如何?我们常说的经费问题是不是制约西部地区职教的主要障碍?西部职教的社会认可度是否更低于东部?民族地区职教的特殊问题在何处?9+3政策有何现实问题?职教关注升学有何现实无奈?民族地区职校有什么特色专业?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如何实现?

　　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现状，跟全国职业教育的现状是一致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用厉以宁教授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职业教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因为职业教育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人口红利。

　　“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到底需不需要中职毕业生?什么才是老百姓满意的中职教育?在扩大中职毕业生升学机会的同时，怎样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在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背景下，要不要坚持‘职普比’大体相当?”……日前，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主办的西部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研讨会上，教育部门的领导、专家和来自陕西、贵州、重庆等十几个西部省市的职教工作者一起，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当前西部中职教育面临的现状和问题。

　　关于西部职业教育的问题。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悖论的现象。

　　例如，人均收入还不高，劳动人口却先老化了。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2.49亿，而0到15岁的人只有2.48亿。一个严峻的情况是社会抚养比的问题。上述两部分加起来约5亿人，需要全国总人数14亿减去5亿，即约9亿劳动人口来抚养。姑且认为这9亿人都在工作(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在上学)，那么社会抚养比约为1.8比1，也就是说不到两个人养活一个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世界上初始就业年龄都在15岁到24岁之间，如果把初始入职年龄提高到本科，即大约24岁之后，那么15岁到24岁年龄组的职业谁来干?精英是可以引进的，工人农民却是无法引进的。

　　又如，文化程度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却下降了。为什么?世界各国遵循世界劳动组织的规定，15岁为初始就业年龄。我国规定16岁为初始就业年龄。一般中职毕业大约19岁，就可参加工作了。若现在到24岁才参加工作，就意味着每人劳动年限缩短了4年左右，那么，10亿人减少的工作时间将高达40亿年。此外，只强调提高一次性的高校毛入学率，即“一条路走到黑”而不是多次性的“立交桥”式、基于终身学习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只以“升格”“升本”作为所有学校的唯一通道，将会导致一种唯升学的新“科举”现象出现。

　　再者，职业资格门槛降低了，学历门槛却提高了。为降低就业门槛，国务院取消了大约70%的职业资格证书，市场化的证书将越来越得到认可，特别是1+X证书制度中X证书的实施，将有利于“稳就业”政策的落地。但是，一些单位却过度地以过高的学历门槛作为入职先决条件，反而提高了就业门槛。

　　综上所述，现在出现了“有事没人做了，有人没事做了”的现象。“两难”并存：技术工人招工难，大学生就业难。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约为1500万。近年来，高校包括高职毕业生占每年新增劳动力的比例越来越高：2015年为749万，2016年为765万，2017年为795万，2018年为820万，今年2019年为834万，明年估计为86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新增劳动力中，超过55%-60%为高校毕业生。在2015年，新增劳动力的一半即50%中，约有30%为中职毕业生。若取消中职，将使得这30%的中职毕业生消失，从而使得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从业者严重短缺，使得全世界公认的一个科学合理的纺锤型劳动力结构，也就是中级职业人才占据劳动力多数的合理结构受损，以至于在我国新增劳动力的结构，呈现为哑铃型甚至沙漏型。经济发展亟需的具有中级文化程度的一线劳动者的缺失，必将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

　　招生难，需提升质量和打通“上升通道”

　　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情况怎么样?研究表明，它基本上与全国的情况是一致的。近年来，西部各地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也呈下降趋势，但是内蒙古、重庆、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则表现得相对比较平稳。具体原因今天不做分析了。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发展曲线的波峰和波谷，跟中职发展的波峰和波谷，不管是在全国还是在西部地区，几乎都是同向的。“现在为了招生我们经常要‘跑断腿儿’才行，就拿前些天上门给一个学生做招生宣传工作来说，家长就直言‘你们才来了四次就想把我家孩子招走?’”研讨会上，一所中职学校老师的“吐槽”诉出了与会大部分学校的痛处，大家不禁深思：招生这么难，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到底需不需要中职毕业生?

　　从近年来普通高中招生和中职招生的统计图表中可以看到，两者的剪刀差越来越大。所谓职普比相当的说法，指的是1：1，也就是50%：50%。而所谓职普比大体相当的说法，则是指在50%的基础上正、负或加减10%，因此40%：60%，是大体相当;60%：40%，也是大体相当。这是国家的政策。2016年高中阶段教育的职普比，是42.49%，2017年下降至42.13%。但有数据表明，尽管2017年的职普比下降了0.36%，2017年GDP增长率却比2016年上升了0.2%。原因何在?这是因为以培养技术工人为主要目标的技工学校，2016年招生增加了5.77万，在校生增加了1.69万，也就储备了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2017年技工学校招生增加了3.71万，在校生增加了15.06万。这意味着GDP的增长拉动了技工学校的招生。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当职普比总量下降的时候，作为培养技术工人后备军的技校毕业生的增加，为经济发展保持相对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此处不作详细分析。

　　“对于大部分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市而言，中职教育‘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普通高中教育，这就需要中职教育承担起培养他们一技之长的责任。”贵州省教育厅调研员胡晓的发言获得了许多参会者的认同，她指出，现在招生难的背后并不是不需要中职毕业生了，而是没有把学校办好，如果学校质量过硬，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孩子学到了本事，还是愿意送孩子到中职学校就读的。

　　“不过不同时期老百姓对职业教育的期许也有不同，以我们广西为例，过去中职生毕业后就热衷去广东等地打工，说是赚钱短、频、快，去了以后一个月三千甚至五千的工资，很快就可以分担家庭负担。”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李勇奇处长进一步指出，“现在即便是贫困家庭的父母，许多也不希望孩子小小年龄就在流水线上每天站十个小时去打工，而是希望他们学到本事的同时，还有稳定的上升空间。”

　　“我们学校的情况也是如此，2010年以前，招的学生基本没有什么升学愿望，入校后就是在校读两年，出去实习一年，然后就业，2012年左右，我们发现招进来的部分学生开始有了进一步深造的想法。”重庆市巴南区职教中心副校长牟启洪说，职业教育不应该是“断头路”，而要拓宽“上升通道”，为此学校招生时就注意筛选，按学生的需求分类培养，“不过还是要坚持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像我们每届学生1500人，只有不到20%的比例是对口升学班。”

　　“职普比”大体相当，要整体规划而不是局部

　　多年来，“职普比”大体相当始终是我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政策。在招生难的困境下，这给许多西部职教工作者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职普比大体相当在国家层面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到了各市县具体情况就不一样了。”会上，一所县级职教中心的校长直言，“比如我们学校今年招生时，我跟县长提出哪怕给我三成的生源都行，结果还是达不到，最后只招到了近两成的生源。为此，我们曾尝试招‘送教下乡’的生源，但是非全日制生源不能入学籍，就不能享受国家的免学费和助学金政策，这样一来学校的办学成本又成了问题，所以我们很疑惑，到底还要不要坚持这个大体相当?”

　　对此，贵州省教育厅调研员胡晓回应了本省的做法和经验：“从经济社会发展来讲，‘职普比’是需要大体相当的，但这不是说一个县的职业高中和该县的普通高中要大体相当，而是到中职学校就读和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大体相当。”为此，贵州省整体统筹规划，严格落实县长、教育局长、乡镇长、村长、校长、家长、师长“七长”责任制，把招生结果与其绩效考核挂钩，同时，要求有条件的县级职业学校集中精力办好1至2个、最多3个专业，避免同质竞争和资源浪费，并要求没有条件办好职业学校的县，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只控制到初中毕业生的50%，剩余的可以全部输出去。

　　与贵州省的做法相近，陕西省近年来也在开展中职教育资源优化整合工作，逐步将全省中职学校数量由567所调减到300所左右。陕西省教科所副所长李振东指出：“职业教育是一种专业教育，它需要产业、技术和人才的支撑。县县办职业教育，显然不是每个县上的资源都能支撑职业教育。另外，职业教育也是一种就业教育，它需要有岗位，一个县的规模不一定能满足。所以，职业教育必须整合，必须落实到省市，提高统筹层次。”

　　缺乏专业教师，“编制少、晋职难”是主因

　　无论是破解招生难，还是保持“职普比”大体相当，归根结底都需要职业教育提升质量、内涵发展，这其中，有着过硬实践教学能力的专业教师不可或缺，但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近几年，我们学校招了40个专业教师，但是陆陆续续走了19个，几乎是一半的流失比例。为啥?还不是编制和职称闹得。”陕西省山阳县职业教育中心校长韦文鹏指出，由于目前还没有国家层面关于职业学校专业教师的指导性编制标准，只能参照普通高中教师编制标准执行，“比如我们要招汽车、电子专业的教师，想把学校对口升学到陕科大的毕业生要几个回来，由于他们既没有教师资格证，又不是免费师范生，只能作罢。”此外，专业教师晋职也很困难，没有单独的职业学校教师晋职的规定和要求，“像今年，我们中职学校要晋正高职称必须填高级中学。”韦文鹏说，国家鼓励职业学校培养双师型教师，既然“进口”渠道不畅，学校只能培训现有相关专业的教师改行，“比如学校原来一个教物理的教师，好不容易培养成教汽车发动机的专业教师，到评职称的时候却还要求是教物理的，不然的话资格审查就抹掉了。”

　　甘肃省天水农校的谢红锋也指出，现在中职学校招聘专业教师的难度较大，“因为县上没有聘请外聘教师的配套经费，所以必须由学校自身经费支出，为节约经费学校会尽量压低报酬，所以像汽修、电焊等专业的外聘教师就没人愿意来了，学校只能对在职教师进行转型培训。”

对此，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表示，国家还是要多办一些像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这样，把工科教育跟教学法结合起来专门培育职业教育专业师资的学校。此外，各省也应该积极探索类似贵州省那样分类对教师进行职称评价的经验和做法。

当今世界，中国的经济发展，既要经历新技术带来的产业转型的洗礼，又要面临世界局势的扑簌迷离、波诡云谲。中国未来的前行，包括中国的职业教育，西部职业教育的发展，都要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考验。为此，对前进道路上将会出现的更多困难，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满自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我们能够成功。

　　作者 | 李丹/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