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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全国两会热议全国人大代表喻春梅：建议将外卖骑手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斜杠青年应该有他们作为职业的工种

　　2020全国两会热议【全国人大代表喻春梅：建议将外卖骑手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外卖骑手等“新兴职业”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喻春梅介绍，外卖骑手70%以上来自于县域和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面临着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障配套设施严重不足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等困难。喻春梅建议推动将外卖骑手群体纳入当地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凡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当事双方无争议的外卖工伤认定案件，人社部门给予“快认快结”处理。同时，推动将“外卖骑手”纳入人社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

　　现如今，有很多工厂里的打工者，他们在辞职以后选择进入一线城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那么外卖骑手在一线城市能够获得多少收入呢?优秀的外卖骑手能够在一线城市月入过万吗?想必这也是很多年轻人比较好奇的，近日在调查中笔者便发现有位90后的众包外卖员说了实情，下面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这位众包骑手在一线城市跑订单，单价其实还是能够符合他的心理预期标准的。很多骑手他们在一线城市能够拿到15000元左右。但是还有很多普通的外卖员只能够拿到六七千或者三四千的收入，不得不说，想要在一线城市里月入过万也是需要非常大的能力，因为如果你派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也并不愿意去积极服务好客户，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就很难在一线城市里被客户所认可，被投诉或者给差评只会导致外卖员们的收入整体偏低。

　　“裁员”“降薪”“转行”等这些词语，成为了疫情影响之下的热词，从疫情发生到现在，自己也见证了不少身边的人辞职，转行换工作，这些词语也确实覆盖了很多人在疫情之下真实的生活状态和轨迹。

　　一场疫情，让原本很多有着体面工作的人开始另谋出路，程序员中年选择了跑滴滴，苏宁副总裁在朋友圈卖起了袜子，月薪4万的设计师选择了送外卖，一夜之间滴滴司机和外卖小哥这个群体，充满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

　　转行不仅仅发生在普通的上班族当中，就连行业优秀从业者和精英也不例外。

　　看到一位大V博主和一位滴滴师傅的聊天：

　　师傅说：“全北京在疫情之前有14万辆滴滴，你猜现在有多少辆?”

　　“我猜不出”

　　“37万辆”

　　与此同时，某外卖平台公布了一组数据：

　　“新增骑手58万，新增骑手中，30% 来自餐饮、旅游等服务业;40% 来自制造业工人;20% 来自自由职业者，包括破产的个体户老板们;10% 来自于应届毕业生;剩下 10%，来自于其他行业。

　　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转行跑外卖和滴滴?

　　其实大家也都能想得到，对于滴滴司机和外卖小哥这样的工作来说，一方面入职的门槛低，不需要自己拥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很高的学历，对于多数人来说，跨入行业的门槛很低，而且从付出和回报的“性价比”来看，像外卖、滴滴这样的工作，干多少就能赚多少钱，钱包的鼓瘪程度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程度，自身的勤奋努力和钱包的鼓瘪指数成正比。

　　正是因为这两大原因，在多数行业收入不稳定，甚至裁员的情况下，外卖小哥的行业和市场需求能在就业环境和经济环境受挫的情况下，市场需求依然能实现快速增长，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送外卖赚钱的行列。

　　有句老话叫做：“树挪死，人挪活。”

　　虽然很多人都多多少少面临着被裁员，辞职，降薪等等的职业危机，转行更多是为了生计和柴米油盐，但是这也恰恰是危机之下寻求转机和自救的一种方式，大家的都在为当下的生活忍辱负重，负重前行，但是心中更有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这就是生活中的“转机。”

　　其实发生转行热潮的不仅仅局限在滴滴、外卖等行业，各个行业都在发生，只是我们经常拿这些行业出来说做典型例子，因为放在以前，跑外卖是一个很让看不起的工作，但是一旦外卖小哥月入过万的消息，不断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大家觉得外卖小哥是一个可以拿到高工资的工作，而且认为工作很简单，只要送送外卖就好，就像滴滴司机一样，月入过万只要开开车就好。

　　确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因为疫情的影响，一些行业确实受到了影响，如餐饮，旅游，住宿，美容，养生，保健，影视，娱乐，汽车，房产等，但是它挫伤一部分行业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新的世界。

　　电商，直播带货，快递行业，线上文娱产业的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呈现爆发式增长，虽然危机笼罩了国内行业的半边天，但是那些没有被疫情影响那么严重的行业，到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为这些危机之下的人们创造了生机，为各行各业的人创造了从头再来的机会，一切都还来得及，只要自己还肯努力，只要自己对自己，对生活还没有放弃。

　　PLAN B促就斜杠青年发展.新增的58万骑手，都是什么样的人?

　　其中56%的骑手有第二种身份，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是小微创业者，有一些人是技术工蓝领，除此之外还有媒体从业者、白领、司机、保安等等，大家手上不止有一份工作，或者说在选择送外卖之前，多数人的工作都是相对比比较体面的。

　　“做外卖骑手，最高月入13000元”，在赵猛刚刚成为骑手时，前述广告中的愿景不难实现。他记得，在2015年左右，1公里的外卖单大约能挣8—9块钱，平均下来，每单能赚10元到15元，“每月一万多的收入是正常的”。

　　和他一起来厦门的同乡伙伴，起初在咖啡厅做服务员，又在商场做过导购，收入都比不上赵猛。没过多久，伙伴也和赵猛一起加入了众包骑手的行列。

　　“众包骑手”是外卖骑手制度中的一种，以“众包”为名，自由度最高，骑手可以自主决定一天的接单时间，如果某些订单有位置过偏等不利因素，众包骑手也可拒绝接单。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脱下制服，偷偷穿回自己的衣服，反正鲜少有人前来检查。

　　在美团，与众包相对的是平台的“专送骑手”。老罗属于这一种。他们归属某个劳务公司，根据不同公司的规定，需定期开会，拥有更加固定的工作时间，有些是总接单时长不少于8小时，有些区域则会按早、中、晚时段排班。他们主要负责近距离配送，理论上单量更充沛，但也面临着更加严苛的差评、投诉制度。

　　赵猛曾拥有过一段相当满意的骑手时光。那时，骑手不多，众包骑手的单量充沛，他能够挑选那些看起来“很肥”的订单，也能拒绝一些需要爬7、8楼的老式居民楼订单，每天跑上8、9个小时，便能赚到满意的报酬。在餐厅外等餐时，他常常与一同等餐的骑手们打开王者荣耀，“开黑一把”。

　　可惜好景不长，每单10多块的报酬制度在悄悄变化着。

　　老罗日后回忆起来，意识到单价大约是以每年1元左右的降幅“一年一年慢慢降低的”。在2019年春节那次调价后，厦门岛内的众包骑手价格调整至1.5公里每单4.5元，每增加500米，多收入5毛钱。

　　在那次声势浩大的骑手抗议失败后，赵猛一度决意放弃3年多的骑手生涯。他和同乡伙伴一起去帮展览会打零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七、八百块。但那并非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展会结束后，他们再次陷入时有时无的工作状态，坚持了月余，两人双双回到了骑手的电动车上。

　　回归之后，赵猛逐渐意识到一个更加艰难的事实：众包骑手的单量越来越少了。

　　2019年中，美团推出了“乐跑骑手”项目，骑手仍为众包，但管理向专送看齐：每单收入固定，每周必须在线48小时，高峰时期必须在线，每周至少完成150单，要求98%的准时率和99%以上的接单率。一旦不符合要求，每单收入会被扣除1元左右，惩罚将持续一周。以厦门岛内为例，平时每单固定5.4元，惩罚价格降为4元。

　　此后，赵猛与同伴明显感觉到，更多的订单被优先分配给了乐跑骑手。

　　无奈之下，在2019年的最后三个月，赵猛也转成了乐跑骑手，“想着回家过年前，能多挣一点”。

　　但这样的转变，使他的工作时长延长至12小时，接单失去自主选择性之后，收入却与一年前差不多，“每月大约8000块”。而他仍在做众包骑手的同伴，以每天工作12小时计算，每月收入降至60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