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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向教育提出了挑战，也为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新的生长点，提升教育信息化素养的整体升级，这些关键群体无可忽视

当前是信息化社会，信息化社会要求学习信息化和教育信息化。今天，新技术正在促使教学从以教师、知识为中心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人类教育将由教内容到教方法，朝着从学知识到长智慧的方向发展。作为技术时代的教师，必须清醒地面对教育信息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信息化向教育提出了挑战，也为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新的生长点。在信息化时代，作为培养人类社会未来继承者和接班人的教师，有着比传统讲授者更为丰富的角色内涵。从面向信息化的教师专业知识和能力结构这个角度来说，教师面临的是对课程与教学的新的理解和新的实践能力。随着学校课程的信息化、教学环境的信息化的逐步实现，今后的教学将会受到丰富多样的媒体与人力的支持，教与学的方式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因此，教师必须加强自主、自觉运用信息的意识，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教育信息化2.0根本不在装备，也不在技术，而在于人。教育信息化2.0，提升师生的信息化素养是根本问题。此外，如何打通校园装备管理的各个系统平台，能否直接在手机或者电脑上看到每个硬件的应用效果，值得探讨。对于教育信息化未来的展望，一是打造未来学习空间，让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学会学习；二是深度学习，从单元设计、大概念、智慧学习到AI的应用、人机互动、主动学习。三是打造学科教室、智造工坊、传统文化特色实验室；四是建设社会实践线上管理平台（博物馆、美术馆、大剧院、科技馆等）；五是融合国家课程与创客等课程。决定教师信息化应用素养的，可能关键不在教师本身。

　　“互联网+”教育的核心就是教育信息化，教学是教育领域的中心工作，教学信息化就是要使教学手段科技化、教育传播信息化、教学方式现代化。

　　但回顾30年的教育信息化之路，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中，教学的主体教师的影响力却显得很尴尬：

　　信息化产品是教育主管部门采购的，却不一定是教师教学所需要的;

　　教学信息化的应用模式是教育专家创设的，却不一定发生在教学的真实场景中;

　　教学信息化的评价方式是专家主导(甚至企业主导)，却不一定能评选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干货”;

　　教学信息化的成果推广是自上而下的，却不一定接受师生“用脚投票”。

　　可以说，教育信息化，教师却在被边缘化，或者说丧失话语权。

　　疫情防控期间的线上教学，是对教育信息化成果的一次检验，现实投射出的答案告诉我们，信息化应用素养还亟待提高。那么教师信息化素养的整体薄弱仅仅是教师本人的问题吗?如果教研员的信息化素养低，会不会阻碍教师信息化素养呢?如果校长不重视信息化素养，教师会不会有力无处使呢?

　　所以，那些与教师紧密相关的关键人群，可能才是影响教师信息化素养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信息化素养的升级将带动一个区域整体的信息化应用水平。

　　区域信息化教学:撬动教研员群体首先掌握信息化技术

　　教研员作为各个学科的“首席技术官”，他们如果没掌握好信息化技术，将成为整个区域信息化教学推动的巨大阻力。

　　苏州就非常重视教研员的信息化素养升级。升级的方式有很多，举其中一个集中培训的例子。2014年末，苏州所有中小学校教师教学工作的评论员、指导员和引领者聚在一起进行了5天的学习，这是他们举行的第三期。目的便是通过大规模培训教研员，大幅提高教硏员的信息素养，大幅提升信息技术与学科的融合水平。让推出的课程既能满足于教育信息化环境下教研员的信息技术和学科融合能力的提升，又能以教育部的课程标准为遵循基础，即实现用技术改变、优化教育，改变学习方式。

　　作为本次培训课程的内容设计师，杨涛表示他们从在技术环境下教学该如何优化和如何改变老师的自我发展方式两方面来设计课程，为信息化环境下教科员的信息技术和学科融合能力提供升级空间。

　　“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意味着教育信息化从以前的建设整合到如今脚踏实地的应用推进了。苏州工业园区教师发展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肖年志表示，在整个智慧教育建设过程中，应用推进应该是所有的聚焦点，如何去进行应用推进?必须靠全部的学科教研员整体推进，单靠信息化部门不行。

　　怎样更好地融合，比如微课或慕课，如何跟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理想效果。资深教研专家蔡明指出，融合其实是可以多方位进行的。他认为，把信息化引入课堂，最大的瓶颈在于人的习惯。老师的转变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是需要教研员们亲身实践、大力推进的。

　　2015 年1 月，苏州市教育局曾面向全市中小学教师推出了“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活动，为教研员们提供了躬身实践的机会。时任苏州市教育局局长顾月华表示：活动目的不在于推出个别骨干，而是全员参与，把信息化作为其生存需求， 这是内生动力。以往几个人一起同课异构， 现在有几十甚至几百个教师在网络上晒同一节课，这才是海量的生成性资源。人人参与的作用机制形成，才是可持续的。

　　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毛明老师认为，教师特别是教研员应站在当今科技知识的前沿跨学科地看待问题，教研员要带头“晒课”，成为教师中的标杆，要像研究学科一样去研究信息化究竟对教育教学会产生哪些革命性影响。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许晓艺表示，能对教研员这个特殊的群体进行培训提升是真正找到了主推学科发展的“抓手”。“教研员自身的信息素养要提升，就要不断学习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包括微课技术的开放，了解慕课模式的理念、应用的情况等。对如何利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如何转变学习方式，应该起到引领和指导的作用。”

掌握信息化技术的校长的信息化养成记

　　校长是学校的当家人，也是学校信息化发展与应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校长自身对于信息化的认识不足，信息化对学校发展的助力作用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2013年开始，南京市教育局面向全市的学校校长和学校信息技术主任，采用多种形式，实施了系统的信息化领导力提升研修项目。

　　在启动此轮研修项目之前，南京市教育局与高校合作，深入学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研，内容涉及学校的信息化基础条件、学校对于信息化的基本规划、信息化在学校不同领域的应用、学校管理者对于信息化教学的理解、学校信息化教学应用推进情况、对于师生开展信息化教与学的态度与判断、学校在信息化应用中存在的主要经验与不足等方面。并由此确立了构建面向管理者的区域学习共同体，整体提升信息化领导力的研修发展战略。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南京市首先选择了一个区所有学校校长进行了一轮试点。在研修实践中，组建了包括市教育管理者、高校、市信息技术特级教师、信息化应用示范校的校长与骨干教师等多元化人员构成的研修主讲团队。围绕研修的总体目标，大家以不同的视角，开展了集体备课活动，确保了研修内容能够紧扣目标，逐层推进，避免了研修中各自为政、内容分散等问题。

　　在这次研修中大家发现，一线学校的管理者对于信息化既表现出了充分的关注，也存在着较强的紧迫感与忧虑感。面对纷繁复杂的技术变革，学校教育将走向何方，重塑学校教育的新生态如何破局，怎样建立新的学习关系等问题都是试点研修中学校管理者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试点研修既让南京市教育管理者坚定了区域整体推进的决心。在后续的各期研修活动中，项目设计团队坚持将研修场地确定在中小学校或中职学校，结合所在学校的信息化管理与教学实践，从管理与教学的具体做法出发，分析应用的现状，通过深度对话分析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围绕当前学校信息化教育实践中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之后，南京市教育局面向学校校长设计40了个课时的研修项目，进行全市整体推进，要求参与研修的学校校长能够带着任务参与研修，能够从学校的工作出发来进行研修，摆出问题，并能够聚焦课堂，分享不同学科教师的信息化教学成果，并将其作为研修中的主要观察点。聚焦教学中的技术应用、技术对学习的支持作用、当前教学中还存在的不足以及对新技术的期待等，进行深描与剖析，使区域的研修更接地气，也更能够激活参研者的内需。

　　在信息化应用实践中，南京采取区域整体推进与特色并存的方式推进。在教师的信息化应用能力提升过程中，南京市结合区域面向管理者的信息化领导力提升项目，不断关注区域需求，在此过程中，部分县区还结合自己的区域特点设计了信息化领导力增强版的研修活动，譬如江宁、玄武和建邺等区都组织了二级区域层面的研修活动，围绕本区域的一些特殊问题开展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研修活动。

　　值得欣慰的是，从几年前开始布局的、通过区域协同、管理先行、构建区域学习共同体的南京信息化教育建设，聚焦于校长等学校管理者的信息化提升工程，让南京教育在此次疫情大考之中收获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种子信息化技术教师打通信息化教学的最后一公里

　　“木桶原理”指出：一个由若干木板构成的木桶，其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在教育的信息化构建方面，成都市锦江区教育局提出反木桶原理：一个学校或区域的信息化水平不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而恰恰是由最长的“木板”决定的。

　　在此基础上，锦江区进行了“教学信息化示范研修工作室”项目打造。首期锦江区“教学信息化示范研修工作室”在小学语文、小学数学、初中英语、初中信息技术4 个学科各部署一个。

　　遴选“种子教师”是工作室的第一项基础工作，网络研修室主持人的遴选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首期工作。为此，电教馆从全区教师中遴选出各学科公认优秀的4 名教师，担任了第一批示范网络研修室主持人。他们既是学科教学骨干又是信息技术能手。接着，又按学科相近原则，通过学校选派和电教馆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把一些有信息技术素养和明显教学发展潜质的教师派入了各个网络研修室，组成了6 ～ 10 人的研修团队。

　　“种子教师”的研修培训计划是多元的，示范网络研修工作室的研修采用了整合的技术教学内容知识(TPACK，如下图所示)，从学科内容知识(CK)、教学知识(PK)和技术知识(TK)等核心知识的整合以及教学内容知识(PCK)、技术内容知识(TCK)、技术教学知识(TPK)、技术教学内容知识(TPACK) 等方面，提升“种子教师”的综合素养能力。

　　此外，锦江区教育局还请四川师范大学信息技术科学学院为“种子教师”特别定制了6 个月的培训计划。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方式，围绕研修主题和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以研修室任务为核心，对各室(组)教师的各项知识、技能缺失点进行针对性设计，通过理论讲座、案例分析、对策讨论，进行实际应用的训练和提升。研修班师生在“锦江教师成长空间”首批注册，并基于该平台进行了规范性学习与灵活性学习。

　　锦江区电教馆还为各示范网络研修室特聘了一名区“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专家做跟踪指导。针对“种子教师”(主持人和工作室成员)，既有定期的现场培训、研讨，也通过视频连线、微课学习、邮箱往来、QQ 交流与异地专家进行课堂实时互动和课例研讨。

　　三年时间，4 个研修室共培育出100余名教育信息化“种子教师”。“种子教师”们反映，示范网络研修室思路明晰、策略落地，使他们走出了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初期的迷茫懵懂，看到了创新的无限可能。

　　如今，这些“种子教师”已为课堂植入了切实的改变——角色之变：教师从“主演”变为“导演”，学生成了课堂的主角;教材之变：由书本是“圣经”到书本是“学材”;学法之变：由传统课堂走向任务前置、互动提升、理解重构等多元课堂。

教育CIO为信息化建设注入活力

　　随着计算机在学校的使用的增加并融入课程考核，学区化产生了大量的教育数据。除政府报告需求之外，各个学区对越来越复杂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也有强烈的需求。

　　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简称CIO)，是现代商业的高级管理职位之一。在美国，一些学校在他们的管理基础设施中借用了企业创建的首席信息官模型，以应对学校各方面的日益一体化和对技术的依赖，这一职位就是教育首席信息官(教育CIO)。

　　教育CIO 在美国主要是为了满足全国一些大学区的需要。

　　蒙郡公立学校是美国第十七大学区，截至2017 年有159010名注册学生。蒙郡由许多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人口组成。传统上，这些学生很难达到国家设定的标准，尤其是英语和阅读方面。教育CIO 设立之后，其与家长、教师、学生和当选官员一起为学生设定更高的学术目标。在资金得到保障后，建立相关度量标准，开始连续监测项目。教育CIO 控制了技术部门及所有面向数据和专业发展的部门，使得其能够重新组织技术来管理基础设施并支持教学。

　　费郡公立学校是美国第十二大学区，截至2008 年有16872 名学生、22309 名员工。在学校层面，教育CIO 以学校为基础提供广泛的服务，促进教师和技术人员的技术使用，并且根据每个学校的特殊需要在现场进行本地培训。教育CIO 作为学校和地区技术基础设施之间的联络，管理当地的计算机资源，并与教师合作规划课程以及更好地将技术整合运用到课程的各个方面。

　　布劳沃德公立学校是美国第六大学区，有284 家K-12 学校、16 个成人/ 职业中心、55 家特许学校，共255734 名学生。教育CIO 实施了许多企业级技术改造，实施了数据驱动和以人为本的“持续质量改进”计划，创建了信息技术蓝图(IT Blueprint)，指导了该区域内的所有技术过程、标准、培训和实施，还创建了企业级支持系统来解决技术支持问题。该地区已广泛实施视频会议和视频点播，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区使用广域无线网络。学生、家长和教师也可以通过该地区的虚拟顾问系统、手机APP 在线访问日历、地图、考勤、成绩、毕业要求和其他信息。

　　在这些学区中，教育CIO 均具有较高级别的职位，多为主管、负责人，职能包括对学区的技术相关基础设施的行政、财务、人员配备和培训进行相关的控制、管理和支持。教育CIO 在实现这些组织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企业CIO 必须跨越公司组织层次的界限，教育CIO 也必须接触到学区的所有成员学校，理解和服务他们的需求，同时监督传统的技术支持和学校发展责任。此外，教育CIO 必须展望未来几年技术的发展，并与地区管理部门一起制定计划， 以支持教育、行政和技。

　　在美国，现在有大约50 个地区超过50000 名学生所在的学校设置了教育CIO 职位。当一个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大学区的发展使得其技术管理需要超越以技术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时，设立教育CIO 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关键群体的影响可能比你想象中重要

　　在与教师相关的“上游”群体中，教育局、教科研、校长、教育CIO对教师的影响至关重要，当一个群体生态，特别是“上游”生态表现出对同一事物有同样目标的活力时，就会产生心理学现象“自我决定论”里所说的“关联效应”，就是人们有一种需要和周围人产生互动关联的需要，在行动上保持一致，从而达成一种归属感。这一效应最近有一个直接表现，就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因为疫情，先后不约而同的疯抢“卫生纸”，而卫生纸本身并没有直接抗疫作用。

　　另外可以说明关键群体影响的是，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意见领袖”效应，意见领袖是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它阻隔在公共传播与个体之间。教研员、校长等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教师们的“意见领袖”，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往往对教师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超过公共的政策影响。所以，升级教研员、校长等“意见领袖”的信息化认知水平，将会是疫情之后各个区域的关键任务之一。

　　作者 | 区域教育治理

　　来源 | 材料来源于沈书生《构建区域学习共同体》、《中国信息技术教育》、《苏州教育信息化》、《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责编 | 芋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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