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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能力社会的生态环境，释放更多助益能育的政策利好,中国职业教育“能育”的历史溯源及发展构想|张健

  职业教育“能育”主要是指培育学生技术技能的赋能或致能教育。人类在远古时代，学会了取火、狩猎、捕鱼、采集等，于是有了能育的授受和传承;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记载了“百工”的存在，标志着手工业的繁兴，使能育进一步发展成为现实。但几千年儒家传统文化思想轻视劳力者，对后世能育的发展起到了严重阻碍的消极作用。科技迅变，人类进入技术化生存时代，催生了现代职业教育，推动了能育的复兴和迅猛发展。当今社会背景下，我国要推动能育的发展必须做到构建能力社会的生态环境，释放更多助益能育的政策利好，将能育纳入教育方针的指导体系。

  能力是人的综合素质在行为上的外化。能力是指人驾驭活动本领的大小和熟练程度，是实现人的价值的一种有效方式，是左右社会发展和人生命运的一种积极力量。[1]能力可以分为智力、道德力、审美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智力是认识活动的综合能力;道德力是依德行事的能力，是德见之于行动并取得绩效的能力;审美力是人审视美、鉴赏美、评价美、创造美的能力;实践操作能力是人从事某项职业而拥有的专项技能。

  职业教育是能力本位教育，按照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提法，我们亦可将其简称为“能育”。能育当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在职业教育视域下，能育主要是指培育学生技术技能的赋能或致能教育。虽然它不排斥智力、道德力、审美力等的培育，但主要是培育人的实践操作能力的教育。能育是为人的技术生存奠基，培育人创造和追求幸福可能性的教育。它是现实关怀取向的，是职业教育根本的价值皈依。

  一、职业教育“能育”演进的历史勾勒

  (一)“能育”发生的历史溯源

  能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追溯起源，教育是人类在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类远祖为了生存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学会了取火、狩猎、捕鱼、采集、打磨石器和骨器，以后又学会了制作陶器和金属器具。当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断进步，取得了经验，获得了技能之后，就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承，使后代子嗣学会和熟练掌握这些生产和生活的技能，并一代一代往下传，以保证社会的延续和进化。可见最早的能育(职业教育、技艺教育)在人类始祖那里就开始了。它是教育的源头和滥觞。

  中国古代流传着大量能工巧匠的故事，当时社会称他们为“圣贤”，因为他们的发明创造，引领原始人类走上了技艺之路、文明之旅。他们其实就是能育的“先师”。如木匠的始祖鲁班，相传他在木工工具、技艺、土木建筑方面造诣非凡，发明了锯子、墨斗、刨子、钻子、凿子等工具，为推进当时行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至今对木材加工行业仍有着深远影响。这样的故事传说，其实就是对鲁班之类的发明家、顶级工匠、技艺传承大师的追崇和纪念，也是对技艺传承流变方式的一种历史记载和延传。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关于手工业的专门著作《考工记》。《考工记》全书710字，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可见当时手工业的繁兴。而这些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手工业者被称为“百工”。这一名称始见于《尚书·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是指当时依靠技艺谋生的人。《考工记》对“百工”的定义是“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意为那些审视材料的外在特点和内部特性，加工五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制作生活器具的人，是被称为百工的人。又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这是对百工中创物的“智者”和遵循智者所创传承技艺的匠人的肯定。

  “百工”的涌现，使能育成为现实。但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轻方术，重经典、轻技术，重读书、轻技艺的影响下，能育从一开始就被锁定在了倍受鄙薄和歧视的低端。从当时的教育类别看，分为“士”教育与百工教育。“以士为培养对象的学校，为国家培养官吏，而百工教育不过是造就手工艺工匠。在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中，不允许百工进入统治阶层，僭越到士的行列;同样，也不准士的子弟学习百工的技艺。”在学习内容上，“对士进行教育时，要培养他们的品德，学习礼、乐、射、御、书、数这些知识、技术;百工则不同，他们要依据运用制造器物的操作成法，熟悉对其进行具体阐述的书简。”[2]这样的教育分类和内容分野本身就承载了封建等级制的糟粕，体现着统治阶级对百工轻蔑的傲慢与偏见。

  (二)传统文化思想与能育的背离

  几千年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重道轻器”“重学轻术”“道本器末”的思想，尤其鄙视务农、贬抑劳力的糟粕思想，对后世能育的发展起到了严重阻碍的消极作用，至今流毒尚在。最典型的是孔子鄙樊须的故事。“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孟子也有类似思想。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在《吕览》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3]这是传统的主流价值观。趋乐避苦，读书仕进，“学而优则仕”。可见无论是孔子的恼怒，还是孟子的鄙视、民间的劝学，这些思想都一脉相承，其核心旨归都是为着劝人读书进学，从而远离“耕稼之苦”的“劳力”。还有他们认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易经·系辞》也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他们推崇的是劳心之道，而非制作之器(当然也包括那些制作之人)。孔子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后世流传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箴语，也都是同样套路，没有谁说“穷则务农为工”。他们也看不起“执技以事上者”，即便是那些伺候统治阶级的人。嗣后，始于隋朝的千年科举制度，也不过是为践行这一思想开辟的读书做官、选拔官吏的制度，这一制度结构激励着无数人追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它强化和维系了“官本位”的思想，却压抑了有着“四大发明”领先优势的我国科技的发展，以致后来大大地落后于西方列强。这就是传统文化思想(当然只是其中的消极部分)对能育思想的背离。这样的思想至今仍在作祟，造成了人们对技能人才鄙薄、对职业教育歧视扭曲的价值观，成为掣肘和拖累职业教育发展的隐性伤害和严重的“后坐力”。

  (三)科技的迅变促进能育的复兴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技术生存的烙印。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技术生存更多地依赖自然条件，科学技术缓慢地发展着。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大幅跃进，机器化生存成为人类主要生存方式，人类进入了技术化生存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已成了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影响和左右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成了当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和当代文明的本质特征”。“技术之于我们，正如蜗牛的壳之于蜗牛，蜘蛛的网之于蜘蛛一样密不可分。人类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技术也在改变着人类，这是一个双向互动、彼此塑造的过程。”[4]

  技术生存已成为当代人类存在的“天命”，现而今还有谁能离开电视、汽车、洗衣机等技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已成为技术的“人质”。当下科技迅变、日新月异，人类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竟横跨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个大级别的经济时代，30年的革命超越了3000年的进化。[5]这不禁令人感叹，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本身。

  科技的“魔方”变幻出无数的创新组合与成就，给了我们这个世界太多的惊喜。技术化生存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能育的重要，它催生了现代职业教育，推动着能育的复兴和迅猛发展。反过来说，科技的成就也只有在能育发展和兴盛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德国二战后迅速崛起的秘密就在于此。这也是整个世界经济创新发展的不二法门和逻辑必然。尤其是当下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的中国，科技创新势头强劲，在许多领域已处在领跑行列，如超算、高铁、量子卫星、5G等，而且这样的上升势头方兴未艾，不可限量。

  这一切不仅形构着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样貌，而且要求职业教育能育要跟进升级，如此才能支撑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使其在世界格局的战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职业教育“能育”的发展构想

  (一)构建能力社会的生态环境

  社会按不同的标准和依据划分会有不同的形态。从生产力角度可以划分成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从生产关系角度可以划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从文化理念角度可以划分成血统社会、权力社会、金钱社会、能力社会。[6]血统社会以宗法血统作为操纵社会和人的基本力量，如奴隶社会。权力社会以“权力为本”的文化理念作为操纵社会和人的基本力量，如封建社会。金钱社会奉行“金钱本位”理念，以金钱来操纵和左右社会及人的生活，如资本主义社会。能力社会以“能力为本”的文化理念来主导社会运作，以能力作为操纵社会及人的生活的基本力量。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罕见的时期，对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两个因素，即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经济需要已经出现。”[7]这个“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经济需要”，笔者觉得就是能力社会的构建。“能力社会既要求主体人以‘我能故我在’作为人生价值取向，又要把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同时还要把充分正确发挥个人能力为社会而奉献作为最高的道德。”[8]

  能力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和根据，“能力本位”应当成为能力社会的核心文化理念，未来社会必将也应当是以能力为导向和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能力立身、能力立国，是能力社会的本质特征。就“能力立身”而言，人应当靠能力而存在，而不是靠权力、金钱、关系等而存在。人的能力是人谋取社会职业和地位，从而决定占有社会资源多寡的主要因素。“我能故我在”应当成为人立世生存的根本法则和主导模式。

  如果把依附权力、金钱至上、关系为先作为存在和立身的前提，势必会破坏社会风气，也会削弱自身的能力建设。就“能力立国”来说，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才有那么多国家重视创新能力的作用和价值，积极建构国家创新体系，并把它标举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

  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引擎，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的统计认为：企业家成功的经验“第一是创新，第二是创新，第三还是创新”[9]。未来中国只有建构或转型为能力社会，才能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动力、潜力，才能彻底颠覆以权力、金钱、关系等为价值取向的思想偏误，才能彻底破除对职业教育歧视鄙薄的社会观念，真正建立起“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新的社会风尚。

  (二)释放更多助益能育的政策利好

  由历史及传统文化追溯分析可见，当下形成的对职业教育能育歧视的观念，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像深入肌理的烙印，难以清理;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拂去还来。笔者曾撰文追问：“究竟是固化板结的传统土壤过于坚硬，还是改革的铧犁不够锋锐?究竟是观念的一潭死水太过凝滞，还是政策的春风力度太小，吹不皱职业教育的‘一池春水’?”[10]

  路径在哪?对策何在?

  显然，建构“能力本位”社会是为职业教育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的“治本”的方法，但它是一个“所由来者渐也”的长期过程。就是说，这“缓释胶囊”的药效，颇有点远水不解近渴、慢药难治急病的尴尬。所以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国家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多出一些助益职业教育能育的利好。

  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下国务院和教育部、发改委等国家政府部门频密地出台了一系列这样的政策。如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8年2月《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2018年3月《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等文件频密出台，打出了助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能育的政策“组合拳”，是职业教育史无前例的政策系统创新。三个重量级文件中第一个侧重产教融合，第二个侧重校企合作，第三个侧重利益保障。

  紧接着，2019年初，《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出台，2019年4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出台，2019年9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推出，其中衔接、呼应、跟进、践行的逻辑轨迹十分鲜明，可以说紧锣密鼓、不容稍歇，大有“卷起裤腿向前冲”的节奏和气势。尤其是《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用利益杠杆撬动能育发展，无疑牵住了职业教育的“牛鼻子”，且抓住了最关键的支点。而且这一提高待遇的政策，已开始在“点”上兑现落实。如“2018年上海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0.52万元，而技能人才工资平均数为12.14万元。有超过一半的技能人才工资高出全市平均工资，技能人才平均工资比全市平均工资高15.4%”。[11]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待遇水平一旦“面”上铺展开来、成为常态，职业教育一定会香起来、亮起来、活起来、强起来。职业教育能育一定会不令而“火”，假以时日，职业教育能育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三)将能育纳入教育方针的指导体系

  教育方针是国家或政党在一定历史阶段提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总方向和总指针，是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它是确定教育事业发展方向，指导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原则和行动纲领。我们认为职业教育的能育只有纳入到国家的教育方针中，才更有利于它的发展。其理由如下：

  一是从职业教育的重要程度看，能育是职业教育的灵魂。它所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社会生产力中最直接、最活跃的力量，是人力资本构成的重要一维，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所指出的：“高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行各业产业大军的优秀代表，是技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干，在加快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企业技术创新高移，“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乃至“中国创造”提升的背景下，对职业教育培养的高技能人才，更是须臾难离。

  二是从职业教育发展体量和规模看，我国的职业教育规模和体量世界第一，在国内占据着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9年6月，我国高职高专院校共计1423所，占全部普通高校总数(2688所)的52.94%。[12]然而，集中体现这样规模体量的教育特征的能育在教育方针中竟然没有一席之地，这是令人费解的。

  三是从教育类型看，《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句就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职业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一个大类，其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固然需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但倘若没有从技校生成长为大国工匠的航天科技集团的特级技师王曙群用16年的不懈坚守，缔造了被称为“太空之吻”的航天器对接奇迹，“天宫”的飞天和对接就难以实现。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我国的教育方针应该尽快将能育纳入其中，这样的方针才是完整全面的、与时俱进的。

  参考文献

  作者：张健(1955—)，男，山东郯城人，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文章出处 ：  《职教发展研究》2020年第2期9-13

  关键词 ：  职业教育;能育;能力本位;历史溯源;发展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