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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2200万，职业教育的大国智造是机会。

在工业领域，高级技工是生产的中流砥柱，1 个科学家需要匹配100 个技能人才。工业生产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高级技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很多企业家赖以生存的人力资源。但与此同时，中国今天有高达 2 千万人才缺口。对于技术工人来说，成长是抓住这次机会的条件。

巨大的人才缺口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技术人员培养的现实需求。然而，存在已久的职业偏见、高校专业设置的限制以及扶持政策的长期缺位，均使学生和家长在选择职业教育路径时犹豫不决。工作累、工作环境相对较差、不够体面等问题也似乎让技术工作失去了吸引力。创新经济活力的关键取决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劳动力的可用性。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技术人才不可或缺，这里的技术人才既包括为人熟知的工程师，也包括工程技术人员。现今关于工程师的讨论和研究已十分充足，但对于工程技术人员的讨论则鲜有人闻。随着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将有关技术工作的议题列入研究日程。

1.中国的人才断层

近年来制造业都在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生产线用人在数量上减少，但对技术工人的能力要求在提升。在人力端一线员工不仅需要熟悉生产工艺，还要兼具信息化流程、设备维护等复合型能力。

据权威机构麦肯锡预测，到2020年，中国企业将需要1.4亿高级技能人才，而缺口将达约2200万人。同样，美国也面临着类似困境：美国制造业工程师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底美国高级技术人员缺口达300万，2020年机械师、电焊工等制造业高级技术人员缺口将达到87.5万。

在《2019 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求职 100 个短缺职业排行》中，车工、焊工、装配工人等技术类工种，制造业及相关岗位空缺需求几乎占据近三分之一。

尽管一线技术岗位那里不乏年轻人的面孔，但更多的是中青年劳动力。企业也更倾向于雇佣有一定技能的工人。

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 40％，德国高达 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 5％左右。2 千万人才缺口掣肘中国制造转型的案例也俯首皆是。

正在依托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尝试迈向未来的东莞，是转型中国的一个缩影。

今年发布的东莞紧缺技工工种目录中，对 CNC 数控机床操作员、装备维修电工的需求，甚至排在了 AI 工程师前面。

无论是苹果开启的金属外壳一体化设计风潮，还是 5G 手机外壳对新材料（比如陶瓷）的需求，不仅导致制造商对高端数控设备需求激增，也对操作者机加工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在距离东莞不远的深圳乃至整个广东，车工、钳工、焊工等中高级技工需求，也连续几年登上技能入户紧缺工种榜单。

2019 年度宁波市级统筹区紧缺职业（工种）高技能人才岗位补贴目录（部分）在杭州，从今年分专业技术等级企业的工资价位来看，普通技师的年薪为 108487 元，高级技师的年薪为 110301 元。而 5 年前，普通技师的年薪仅为 5 万多元。

五年前，还是一名武汉某大型钢铁企业驻浙江舟山的一名项目经理的王炜（化名），给我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当他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燃时，我才发现他少了一节手指头。」王炜回忆道，当时，他想将一位经验丰富的钳工师傅挖到公司，「当时保证，给他搞定 8000 的月薪。」

据说，老师傅听后，淡定地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开通信录给他看。一边划着屏幕，一边说，这是某某公司老板，那是某某集团老板。这样的老板级人物，在他的通讯录里有二十多个。

虽然不会每天会派活儿给他，但断断续续加来，总没闲着。每天 500 块，一年下来，也活得很滋润了。最后，老师傅说，哪个单位都不去。

不久，王炜从舟山调回武汉，也更深体会到高级技工荒从珠三角、长三角向中部蔓延。

图片来源：浙江新闻因为国内非常稀缺能够熟练使用国外先进生产线的人才，而且机器的维修、养护又是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对许多制造类企业来说，就是把机器人白送给他们，他们都不会要的原因。不止一家机器人创业公司在谈到产品推广时，都会遇到这样的困境。

以占工业机器人 40% 的焊接机器人为例。购置机器人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费用也只是总体成本的三分之一。从购入焊接机器人到调试妥当生产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还需要非常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

机器人只是一个工具，使用效果如何，仍然取决于手工焊接经验或者知识。比如，如果焊接出现咬边，仍然需要有经验的技工帮忙调整焊接参数、焊枪角度或功率大小。

事实上，焊接经验丰富的焊工编写的机器人程序，实际焊接效果也相对更高。

中国虽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培养技术人员，但能真正独立设计夹具和编写机器人程序又有多少？

编程，只是其中的一个坑。接下来的运行、维护成本都不算低。无论是在运行过程出现撞枪、气孔，还是焊坏油箱，夹枪等状况，都需要经过培训、有经验的技工来处理。

所以，不少自动化改造的汽车制造商车间，大约每 4 台焊接机器人仍然需要配备一个机器人调试人员或者焊接工程师。

可以说，一家企业焊接机器人使用的好坏，很大程度在于人，需要保证一支稳定的人才队伍。

而针对非标设备、小批量焊接、焊接部位特殊、设备维修焊接（通常是部分和小面积、谈不上批量），用于给机器人编程的时间可能会大于使用手工焊接完成该任务的时间。

此时，企业会选择放弃使用机器人，求助熟练的技工人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电焊机器人的普及率仅 20-30%，德日比例高达 70% 甚至更多，中国中高级焊接人才的缺乏某种程度上遏制了焊接机器人的普及。

一些从事工业设备预测性维护的公司也曾告诉我们，在诸如旋转机械振动信号的提取、建模等方面都需要经验丰富的机加工技工。大的人才缺口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技术人员培养的现实需求。然而，存在已久的职业偏见、高校专业设置的限制以及扶持政策的长期缺位，均使学生和家长在选择职业教育路径时犹豫不决。

2.技工缺口的原因

在中国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转变升级的背景下，我国产业跃迁迫切要寻找劳动力支点。而新基建进入建设期将会带动基础设施领域迎来质变，继而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新一代产业工人亟须在能力素养上实现整体提升。

业内专家表示，当前以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已成为投资热点和支撑我国产业跃迁的重要基础，但技术工人群体在数量、能力上的“适配性”压力却依旧存在，技能人才结构性缺乏带来的挑战或将加剧。未来，夯实复合型技术人才壮大产业转型生力军仍需产学研进一步形成合力。

日本、欧洲的小微企业生命周期可以达到 12 年，美国达到 8 年多，而中国只有 3 年。这也导致他们更没有精力甚至机会去培养中高级技工。

因为这样的员工，多数是靠实践，不仅实践成本很高，而且周期很长，成长非常缓慢。

中国也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一旦遇到疑难技术问题，找专家坐诊和找外包。

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模式就可以解决基本问题，也成功避免了一不小心为对手做嫁衣裳的尴尬。

这也是为什么诸如《大国工匠》这类中高级技工，大多集中在大型国企，而且往往是类似沪东中华造船、中车青岛四方机车、中国商飞这样从事船、高铁、飞机甚至飞船制造的高端制造企业。

以造船为例，焊接技术是现代船舶制造的关键工艺技术。焊接工时约占船体建造总工时的 30％~40％，焊接成本约占船体建造总成本的 30％-50％。这不仅为焊工提供了对口、也最有锻炼机会的业务场景，也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就业环境。

但即便如此，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是私企高速发展的引擎，也是国企发展的重要因素。

比如，沈阳机床可以在过去十年间卖出近七十万台机床，是因为吃到了中国迅速成长为制造业大国的红利。

当时，单靠国外高档数控机床，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国内劳动力素质也无法与之匹配。再加上劳动力成本较低，国产机床可以通过价格和服务占领中低端市场。

随着长达 30 多年的「高速红利窗口」缓缓关闭，曾经的「十八罗汉」接连传来倒闭、从市场消失的消息。供需失衡 技能型人才缺口拖累产业跃迁步伐。

在浙江轻机实业有限公司，技术员周利君如今已经能带领学徒，熟练地操控进口数控车床，而两年前，她还只是一位流水线上的“普工”。

近几年上线的自动化生产线，让周利君下决心开始学习自动化设备操作，掌握简单的应用外语，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找到一个安稳的“新支点”。

在中国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转变升级的背景下，周利君们的选择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我国产业跃迁寻找劳动力支点的迫切性。

产业发展加大需求，技能型人才缺口可能长期存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技能型人才缺口约2000万，面临制造业技能型人才占比较低、结构性短缺、青年择业意愿不强等多重挑战。

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陈军利说：“从企业方面来看，现有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在结构上呈现出‘三多三少一稀缺’特征，即低级多、高级少，大龄多、青年少，单一技能多、复合技能少，新兴产业技工严重缺乏。”

在印染企业集中的绍兴市柯桥区，传统行业“大染缸”加速自动化、智能化节奏。

柯桥印染协会会长、盛鑫印染董事长傅见林表示，虽然近年来行业数字化转型加速，但因为专业人才短缺问题不少：进口印花设备因操作使用不当维修频率高，最终导致设备闲置；自动化调浆系统因工人操作失误致使染色出错……

“主要问题还是产教融合度不高，大专院校毕业生难以匹配岗位需求，公司一线操作工人持续提升能力又很有限。一条自动生产线配备3、4名合格的专业技术工人，在行业内都很难实现。”傅见林说。

用人企业找不到人，技术型工人同样也陷入技能提升的尴尬。以大数据行业为例，目前数据标注、抓取录入等岗位的青年群体面临发展困境：相关培训体系尚未搭建完善，从业者只需经过短期培训即可入职。

贵州航天天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特级技师姜涛表示，对技工团队而言，职业晋升同样面临阻碍。“一个刚入职的青年技工，通过岗位锻炼、职称评定等成长为高技能人才，至少需要十余年时间，培训成长通道普遍不畅，例如职称评定需要按工作年限分批次来，有名额要求，企业自主权也很有限。”

杨金龙表示，近年来通过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等，部分行业“人不对岗”情况有所改善，但学校培养和岗位需求间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脱节”，这就需要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的搭建。

此外，待遇、前景、社会认同、工作环境等综合因素也是影响青年择业热情的老问题。“以我任教的喷漆行业为例，虽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但毕业两年仍留在岗位的不足50%，整体来看青年群体对‘蓝领’岗位的择业热情有限，难以长期扎根提升技能。”杨金龙说。

而此时此刻，无法在岗位上获得快速成长的技工群体，应该如何进行自我修行，提升自我价值，成为高级技工来抓住这个缺口机会实现提升呢？

3.如何成为高级技工

目前，德国有 75％的中学毕业生进入职业教育领域继续接受教育。

接受双元制教育的学徒从 15 岁开始学习，到 30 岁左右需要面对家庭、生活压力的时候已经出师，体面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使得他们更游刃有余地掌控生活。

在中国，我们并没如此制度来长时间的有效的培养一名技工，那么再次进行学习，利用工作之余的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则成为了技工未来规划发展的重中之重。

为此国家也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扶持，例如：技能强国——全国产业工人技能国家级学习平台，为技术工人的全方面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2019年高职院校继续扩招100万学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

除了数量上的提升外，受访人士普遍认为，新基建进入建设期将会带动基础设施领域迎来质变，继而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因此新一代产业工人亟须在能力素养上实现整体提升，诸如程序语言、自动化设备操作运维等将成为必备的基础能力。

对此，浙江科技学院副教授李曙光等专家建议，要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背景下，在宏观上重新搭建能力需求体系、明确能力标准和培养方向等，并以此为指导设置具体专业、课程；同时通过“订单式”培养精准供给，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形成“二级推进”，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夯实产业工人、技术人才群体。

李曙光说，在政策设计上，细化、明确相关技术人才的能力要求、技术标准和培养方向。例如最近3年，浙江高校共新增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37个，主动撤销与社会发展对接度低、优势度不强的专业28个，科学地调整专业布局，培养社会亟须人才。

在具体培养模式上尽可能采取“宽基础、通用性、特色化”的培养模式。可在“5G+”“人工智能+”等技术方向上，重新设置基础课程，同时根据新基建结合产业需求，细分课程领域，在宽口径培养的基础上通过特色课程，提高大专院校、职业学校毕业生综合能力。

杨金龙认为，新一代产业工人要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建议完善“工作一生、培训一生、记录一生”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让青年产业工人群体确立职业生涯规划，激发青年群体选择技工职业的热情。

此外，姜涛还建议，国家对开展技能人才培养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建立培训基金给予企业资金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充分发挥技能人才评价主体作用。对主动参与技能提升的技术工人发放岗位补贴，有效调动技术工人学技能、钻业务、提效益的积极性。

作者：□记者 吴帅帅 唐弢 向定杰 杭州报道

素材来源网络，职愿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