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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峰 石伟平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之三十九：墨子的工匠观，对当下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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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中，墨子不仅是技术熟练的工匠，而且重视工匠技术的传授。从《墨子》中有关内容分析来看，墨子的工匠观主要体现在对工匠社会地位、工匠能力素质、工匠考核方式及工匠技术规范四个方面的认识。继而，从方法上来讲，成为工匠需要吃苦耐劳、知行合一、拥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对职业的专注和热爱。墨子的工匠观及其相关建议，对于当代中国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保证"农与工肆之人”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力；主动施教，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动性;道德教育要提倡兼爱，重视自我修养;重视职业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当然，墨子有关工匠的思想也存在着局限，在教育实践中要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
徐峰 石伟平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之三十九: 墨子的工匠观
从历史上看，工匠早已被人们所重视。在古代的文献中，"工”往往又称“百工”。《考工典·考工总部·汇考》引文曰：“工，百工也，考察也。以其精巧工于制器，故谓之工。”《考工记·总序》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考工记》文中所谓的“六职”分别指的是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和妇功。“百工”为周代的六种职业之一，后来也泛指工匠。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和其他诸子不同，墨子最为重视工匠。另外，墨子本人就是一个技术熟练的工匠，会制造器物，他把百工之事当成“大人之事”，重视通过工匠的技术活动来实现利民厚生。墨子对于工匠的认识体现在《墨子》一书中，《墨子》一书中的工匠是指在家庭小作坊或手工工场里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工人，所以又常常与"工”或“工人”同称。《墨子》一书中出现的"百工”和《考工记》中的“百工”都泛指工匠。
就此而言，重新发现和审视墨子对于工匠的阐释和理解，并进一步探讨墨子的工匠观，对于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对当下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墨子工匠观的内容
通过对《墨子》这一著作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得出，墨子的工匠观主要分为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直接认识即墨子直接阐明自己关于工匠的观点，如"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间接认识即墨子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间接表达自己对于工匠的看法或理解，如墨子说：“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子·鲁问》通过分析墨子关于工匠直接和间接的论述，可以窥见墨子对于工匠的基本认识，其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工匠社会地位的认识：社会分工不同，社会地位平等
墨子从"农与工肆之人”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是无差别的、无等级的朴素的平等观。在墨子看来，农民、手工业者和官吏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平等观和佛教主张的"众生平等”有相同之处。
与之相反，儒家则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种划分也是基于社会分工衍生出来的，但这种分工具有明显的不平等色彩，职业有高低贵贱。同时，这一分工所引起的阶层观念又凝固实际的社会阶层划分。而墨子的"官无常贵，民无常贱”反对的是社会阶层固化，百姓和官吏的地位贵贱不是长久不变的。即使是普通百姓和工匠，只要有才能，也可以举荐为官。如果为官者是无德无能的平庸之辈，也应该“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既含有“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蔑视和反抗，同时也含有社会分工平等的思想”。
所以，在墨子的观念中，没有劳力者和劳心者之分，他们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而且都拥有阶层流动的机会。墨子对于工匠阶层社会地位的认识在思想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墨子认为所有平民，包括百工甚至是奴隶，都具备足以任官的道德潜力。这种平等思想在当时虽然没有获得大众接受，但儒家认为所有人都可接受教育的观念，却也受到这种所有人皆有能力扮演治理角色的思想所强化。
（二）对工匠能力素质的认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人们的传统观念认为工匠"唯技能、轻理论”，其高超技艺具有经验性，不需要理论知识，只需“知其然”，无需“知其所以然”。早在先秦时代的墨子却并不这么认为，在《公孟》篇中，他以盖房子为例，从一个侧面来说明，工匠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公孟》上说："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胡适认为，儒家只说一个“什么”，只注重现状描述，墨子则说一个“为什么”，注重探讨产生现状的原因。墨子认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实践，都有一个“为什么”，或者说，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用处，知道它的用处，才会知道它的是非善恶，这就是墨子的"应用主义”，应用主义也可以被称为“实利主义”。
从逻辑上看，墨子在确认“是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之后，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凡事这样做之后有利，所以才“应该”这样做，这比孔子的认识更进一步。这更多地体现了墨子关于工具层面的理性思考，涉及做的目的性，当然，这也对工匠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对工匠考核方式的认识：合其志功而观焉
《鲁问》篇记载说，鲁君谓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合其志功而观焉。”墨子提出了考察人的方法——“合其志功而观焉”。这实际上关涉到人的思想动机与行动效果两个方面，墨子主张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对人进行考核，其中必然包括对工匠的考核。对于工匠的考核要注重其心志，更看重其成效，工匠的成效就是以生利实用为上。
在墨子看来，工匠技术有没有价值取决于这一技术能否给国计民生带来帮助。他认为，工匠的任务是"饥者食之，寒者衣之”，超过这一限界就是淫巧，就是对技术的滥用。"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鲁班自认为他的技艺精巧至极，但墨子不以为然，“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因此，墨子把"合其志功而观焉”作为考核工匠的方法，他认为，工匠的技术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一种技术有没有价值或者有多少价值的衡量标准是要看其对人民大众有没有用或有多大用处。但是，这种只看到技术的工具性，主张技术以功利实用为上，而忽略其价值性，则反映了墨子对技术认识的片面性。
（四）对工匠技术规范的认识：有法所度
《墨子》一书共53篇，其中《法仪》单独成篇，由此可见，墨子尤其重视工匠应该遵守规矩。在《法仪》篇中，墨子认为，百工皆有法度，故治理天下亦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度。《法仪》篇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实为四）者为法……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出于治理社会的需要，墨子用“工匠用器”中的器(矩、规、准、绳、权、衡)来规范社会，使规矩法则制度化。据此，能够推断出墨子对于工匠技艺是何等的熟悉。
墨子认为，不同手工业工匠各有自己特殊的技巧，但都要遵守共同的标准、法则，有法所度。在工匠用器制作过程中，其每个步骤均有程序先后，且可精确计量(尺寸、规矩)。《备城门》篇中提到：“籍车之柱长丈七尺，其狸者四尺，夫长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马颊长二尺八寸，试籍车之力而为之困(悃)，夫四分之三在上。”
墨子对工匠技术规范的认识影响了他之后的另一重要哲人孟子。孟子推行仁政，认为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一论述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孟子关于技术规范对于工匠技艺活动重要性的认识。
二、墨子对工匠养成的建议
诸子百家中，唯独墨子对技术、技艺、劳动最为看重，此外，墨子在力学、光学、数学、军事学等方面均有独特的思考和论述，这与当时重"道”轻“技”的风气迥然不同。墨子本身就是一名工匠，另外，他招收的许多弟子大都出身平民，有许多成员也是工匠。因此，对于如何成为一名工匠甚至是一名好工匠，墨子有着独特的理解和建议。
（一）劳动的观念：重视劳动、吃苦耐劳是成为工匠的前提
《非乐上》曰："今人固与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爪，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认为，人是劳动的存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劳动能力的有无。这是墨子劳动观的逻辑起点，因此，墨子直接强调物质对劳动人民的重要性，劳动就是为了创造有益于自身的价值。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最重视劳动，在墨子看来，从事劳动、吃苦耐劳是成为工匠的前提，先秦时期的匠人都是劳动者出身。中国古代的发明家和工程师也都来自平民(小民)，在古代的哲学家们看来，这些人是“小人”，以与“君子”(高尚的半贵族的博学公职人员)区别开来。正是因为匠人都是出身于劳动者，在儒家文化占主导的社会背景下，工匠的身份地位始终比较低。
由于墨子出身微贱，对工匠的疾苦和要求便有更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所以，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门下弟子多是"匹夫徒步之士”“农与工肆之人”，所收弟子不分贫富贵贱，只要能从事艰苦的劳动，具有吃苦耐劳的实践精神，并忠心耿耿履行墨家道义，即可成为墨门弟子。《备梯》篇记载，“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他的弟子禽滑厘就是吃苦耐劳的典型。
另外，墨子及其弟子推崇大禹，大禹作为治水工程师，挖泥拥土，修堤筑坝，雨洗发，风梳头，以至"腓无胈、胫无毛”。《庄子·天下》曰：“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子要求弟子学习大禹治水吃苦耐劳栉风沐雨的精神。墨子重视劳动，强调吃苦耐劳的磨练，他一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些正是成为工匠的前提条件。
（二）实践的观念：知行合一是成为工匠的唯一途径
《经上》云："知：闻、说、亲”。《经说上》对知识的来源进一步解释说明：“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墨子认为，知识的来源有三：一为"闻知”，二为“说知”，三为“亲知”。和"闻知”“说知”相比，墨子最看重“亲知”，即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墨家知识论之所知对象很多样化，诸如生产活动、军事防备、建筑工程、交通工具、器械设备等各方面的利民实务需求上，皆为墨家研究知识的对象，这些实用性知识皆和工匠有关，且要通过亲身实践才能获得。可见，要成为一名工匠不仅要"闻知”“说知”，更要“亲知”，通过亲身实践才能掌握实用技艺。
与墨子同一时期的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的知识分为三类，纯粹理性知识、实践理性知识和技艺。所谓纯粹理性知识，大致为几何、代数等学科;实践理性知识则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关的知识;技艺是指那些言说的，在实践中需要亲身体悟的知识，例如铁匠的技艺就不能通过教学来讲授，必须让学徒自己动手操作，亲自去体验才能掌握这一技艺的精髓。由此观之，亚里士多德和墨子都认为工匠的技艺必须通过亲身实践来自己把握，都重视实践在工匠技艺传授中的作用。
此外，墨子和墨子招收的许多弟子都出身平民，有许多成员都是手工业者，也就是工匠。因此，他深知实践对工匠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并不脱离生产实践活动，他要求学生"信身而从事”，“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通过对生产实践中经验的总结，不断提出一些富有科学价值的知识，并把这些知识融入教学之中。墨子不仅重视实践，而且以身作则，述而且作。《耕柱》曰："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易多也。”
墨子以亲身示范告知学生如何去实现"兼爱”社会，具有实践智慧。墨子强调身教重于言教，“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修养的体现。
（三）德行的观念：高尚的道德修养是工匠安身立命的根本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和“尚贤”，在政治上主张“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悔贫，贵不傲贱”的德政思想。墨子对于道德修养的认识集中在《修身》篇中，《修身》在《墨子》一书中位列《亲士》之后，排在第二。从排列顺序能够看出，墨子认为重用贤能人士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但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贤才呢?墨子认为，贤才首先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德行比才能更重要。与墨子相比，希腊化时期的斯多亚学派则直接将技艺等同于德行，该学派尤其尊重体力劳动者，进而产生了某种以德行为支撑的工匠观。
《修身》篇提到了道德修养的内容，从该篇记载中可知，"德行”主要有11项指标：强志、重信、轻财、守道、明察、诚实、自省、实干、谦虚、睿智、无私。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德行呢?《修身》篇曰：“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修身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墨子认为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就需要把别人当成一面镜子来了解自己，并且自己也要经常反省。对于工匠来讲，高尚的道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高超的技艺是做事的要求，不管从事任何职业，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最重要。高超的技艺只有在高尚的道德修养的指引下才能有益于人。
墨子认为，培养德行的方法主要是"反之身”，即时刻反省自己，这和孔子的“三省吾身”观点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墨子反对只是空谈仁义礼智、一味自省内求的修养方法，提倡"口言之，身必行之”“务言而缓行，虽辩不听”“君子以身戴行”，墨子反对空谈道德，重视道德实践，强调身体力行。
（四）专一的观念：对职业的热爱和专注是成为工匠的关键
《耕柱》中记载，治徒娱、县子硕两个人请教墨子，行义，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墨子答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以筑墙为类比，来阐述行义之道，人的职业不相同，有筑者、实壤者、谈辩者、说书者、从事者，每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职业，专注于本职工作，那么一定能够做成“义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持同样的观点，“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
《节用中》也有云："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鞄、陶冶、梓匠，使各从事乎其所能。”各行各业的工匠，都要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只有在自己专长的领域持续专注的发展，才能练就精益求精的技艺。专一、专注是工匠的核心，也是工匠最该有的精神。工匠既要遵循旧规而又加以创作，墨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非儒下》曰：“古者弈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
墨家之所以在先秦时期能够成为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就在于他用工匠专注和热爱的品质来宣扬他的学说，墨子及其他弟子在宣扬墨家学说时意志坚定，当确定目标后，为了实现目标，必当全力以赴。
转载自《千秋视野》公众号
转载日期：2020年7月14日
编者笔记
在传承创新中坚定职业教育文化自信
鲁昕会长在《全面推进新时代职业院校文化育人研讨会暨2019年工作中期推进会》上，以“在传承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中坚定职教文化自信”为题所作主旨学术报告，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鲁昕会长指出：职业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400前的“班、墨时期”。中华民族职业教育史，以不同形式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职业教育的文化自信!
图片说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鲁昕同志在《全面推进新时代职业院校文化育人研讨会暨2019年工作中期推进会》上，以“在传承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中坚定职教文化自信”为题作主旨学术报告。图为鲁昕会长在大会作报告。
徐峰、石伟平两位先生的文章《墨子的工匠观》，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墨家“工匠观”对现实教育工作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职业教育工作者继续深入挖掘。有的研究者提出——先于“科举制度”的“工匠教育”即“职业教育”形成具有前溯的巨大空间。的确，人类进化史告诉我们站立行走，用“双手”索取食物，维持生计，“首脑并用”产生了“劳动”进而有了“工具”和“劳动技巧”，“火”的应用……，使远古时期的人类“手”“脑”进一步协同进化。为了生存，为了繁衍后代，上古的人们逐渐在肢体或“语言”的交流中，在“社会”形成中，产生了简单的生存技能的传授形式……。因此，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中的“手脑并用”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技巧……。技术、技能的传授可以上溯到远古人类进化阶段，后经长期演化形成种类繁多的技能、技艺，不断被后人总结并以不同形式传承之……。因此，研究人类进化史，可能为我们增加职业教育的文化自信锦上添花。
《墨子的工匠观》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在传承创新中坚定职业教育文化自信》的大门，启迪我们积极探索……。正如作者所言：“重新发现和审视墨子对于工匠的阐释和理解，并进一步探讨墨子的工匠观，对于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对当下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编者 2020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