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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崛起，职业教育是关键力量 |“新湖南”建设的蓬勃力量——打造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高地的湖南探索

　　打造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高地的湖南探索⑤：“新湖南”建设的蓬勃力量——打造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高地的湖南探索

　　(总策划：熊名辉)

　　(本刊记者：陈文静 赖斯捷 阳锡叶 吴秀娟 李伦娥)

　　推动中部崛起，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条就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湖南，作为中部崛起的生力军，正抢抓历史性机遇，奋力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在新湖南建设征途上，“制造大省”正快速向“制造强省”跨越。与时俱进中，“智造湘军”强势突起，让世界为之瞩目。

　　湖南，俨然成为“中国制造”的“领跑者”——省会长沙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生产基地，拥有“全国工程机械之都”的美誉。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总量的26%，全国工程机械前五强中湖南占三席，“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中湖南4家企业上榜，混凝土机械产量居世界第一。

　　中国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制造基地。世界最高时速的米轨动车组、世界首辆超级电容100%低地板有轨电车等世界顶尖技术的高端产品均出自湖南，电力机车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20%，居世界第一。

　　从“天上飞”的，到“水里游”的，再到“地上跑”的，都能找到闪亮的“湖南智造”。天仪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微小型科学实验卫星“潇湘一号”成功发射;“华菱钢铁”出品的海洋平台用钢，能顶着北极圈零下50摄氏度的极低温安全作业;“蛟龙600”水陆两栖飞机起落架属于“长沙制造”;首创世界最快充电公交车;研制出第一台国产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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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沿边，不靠海，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的湖南，“先天”并不占优势，却能抢占制造业竞争制高点，凭什么?靠什么?

　　答案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伴随着经济转型升级，湖南职业教育发展早已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从办学规模上看，全省拥有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600所，其中国家“双高”建设计划学校11所，排全国第五;在校学生143.59万人，排全国第五。

　　从内涵建设上看，拥有国家示范专业点38个，排全国第二;拥有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27个，排全国第三;拥有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18个，排全国第四;拥有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8个，排全国第四;近两届共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44项，排全国第五。

　　从教师能力上看，2019年湖南职业院校教师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中获得24个奖项，排全国第一。

　　从人才培养上看，2019年湖南职业院校学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奖总数为249项，排全国第五;获一等奖48项，排全国第四。

　　2019年，湖南因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成为首批获国务院真抓实干督查激励的六个省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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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而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湖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湖南从“人口大省”向“人才强省”的转变。

　　职业教育作为技能人才的“蓄水池”，正成为推动新湖南建设的蓬勃力量!

　　第五篇章

　　中部崛起，职业教育是关键力量

　　徐徐展开一幅中国画卷，由东至西，从沿海到内陆，经济社会的发达水平，随地势的增高而呈现递减态势。当沿海的浙江，在为2004年全省GDP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而振奋时，位于高原地带的青海，同一年份的GDP为466.10亿元。

　　画卷中，东部地区已率先富裕起来，西部地区还需加大开发力度，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中部又该如何描摹?

　　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自此，“中部崛起”，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经十数年发展，不沿边、不靠海的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南，全省GDP2004年为5641.94亿元，2008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2015年达28902亿元，10年增长超5倍。2019年湖南省实现GDP39752.12亿元，同比增长7.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

　　“高速崛起”的背后，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不强、城镇化水平不高以及贫困人口较多等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挑战、内陆经济开放性不足、现代农业基地产业升级压力、生态文明建设与传统发展理念相冲突等，依然存在。

　　“中部崛起”，怎样爬坡过坎、迈向高质量发展?我们发现，职业教育是其中的关键力量。

　　越是欠发达，越要重视职业教育

　　于空中俯瞰湖南。

　　东面，罗霄山脉连绵起伏;西边，武陵山脉、云贵高原葱翠苍茫;往南，横亘着我国南部最大山脉和重要自然地理界线南岭山脉;北上，湘资沅澧汇聚于洞庭湖，再与长江相遇，冲积出一大片平原。

　　如此地貌，让总面积21.18万平方千米的三湘大地，山地和丘陵占去了66.62%，农业大省湖南，最宜耕种的平原只占13.11%。

　　再于历史长河中追溯湖南。

　　近现代时期，湖南人大放异彩，甚至有“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书”之评价。湖南人在近代史上的贡献巨大，政治家、教育家、战略家、军事家，人才辈出。

　　但有一项，却是不足。

　　当年称为“实业”，后来叫做“工业”，在湖南一直不甚发达。其对一省的影响，投射于省情，湖南便有了如下特征：农业大省、劳务输出大省、中西部欠发达省份。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南一直朝着“工业强省”这一目标迈进。

　　2002年，湖南第一产业即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至20%以下。这标志着湖南已经迈出了从传统农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转型的重要一步。2008年，湖南GDP总值跃上万亿元新台阶，跻身全国十强。“十二五”末期，全省GDP再创新高，几近3万亿元。

　　成绩斐然的湖南，依然面临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诸多挑战。

　　株洲，新中国工业版图上无法绕过的存在。新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空空导弹、第一台电力机车……建市60余年，这里缔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290余项第一。

　　然而，当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潮袭来，当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寸寸逼近，曾经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靠什么来革新?曾经的老工业基地，靠什么蓬勃振兴?

　　2000年以后，株洲的城市转型方向日益清晰——打造轨道交通、汽车、航空航天、服饰、陶瓷等5大千亿产业群。经测算，要实现这一转型目标，每年需要培养、培训的职业技能人才在10万人次以上。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打通产业链、创新链与教育链、人才链，为城市转型提供人才支撑，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2009年，株洲职业教育科技园开始建设。2013年9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将园区定名为“湖南(株洲)职业教育科技园”。

　　这是株洲职业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历经10年建设，累计完成投资200亿元，控规面积13.9平方千米的园区，已实现从“园”到“城”的转身——现有11个职业教育集团、220个专业对接省市重点产业、在校生10万余人、年培训20万人次……

　　2015年，株洲轨道交通产业突破千亿元大关。背后，是依靠职业教育大平台、围绕轨道交通这一产业链集聚起的“人才链”：以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达11万人。

　　当老工业基地株洲在振兴之路上越走越稳时，省会长沙面临的则是一种压力之下的挑战——

　　被誉为中国“工程机械之都”的长沙，GDP一直领跑湖南，制造业尤其是工程制造业甚至可领跑全国。推动全省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迈进，长沙是当仁不让的“引领者”。

　　只是，要当好“引领者”，长沙压力不小。省内，常德、岳阳、衡阳等地追赶势头旺盛;省外，郑州、武汉等地，无论是地缘因素还是传统沿袭，皆优势明显。

　　那么，长沙靠什么支撑这种“引领”优势?

　　十余年前，在长沙市委市政府的统筹规划下，全市陆续有39所职业院校进驻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园区。经过十来年的布局调整，长沙已形成职业教育与园区融合发展的3大区域——湘江以东，南城的长株潭融城区域，长沙职业教育基地对接长沙战略新型产业和长沙服务业;正东方，以长沙经开区工业园区为依托的星沙职业教育园区，瞄准工程机械和汽车配套产业;湘江以西，为湘江新区、高新区服务，建设了职业教育创业园区。

　　统计显示，长沙55所职业院校开设的专业，基本覆盖长沙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所培养的人才，超过62%实现本地就业。近几年来，长沙每年新增的技能人才，有接近七成毕业于职业院校。

　　“把职业院校建在产业园区”“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出了校门就是厂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惟其如此，才能在第一时间触摸到产业跳动的脉搏，才能在科技创新、人才支撑上发挥引领、对接作用。

　　如果城市转型升级也有关键词，“振兴”属株洲，“引领”属长沙，那么湘西州就应是“脱贫”。

　　集山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一体的湘西州，是湖南唯一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地区，也是湖南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到2018年时，湘西州所辖7县1市中仍有7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湖南11个深度贫困县中有7个在湘西州。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湘西州的凤凰、花垣两县，考察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看望少数民族同胞。在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总书记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重要论述。

　　只是，脱贫的出路在哪里?

　　湘西州数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社会，受限于山高地少的地理因素，无法大规模发展农业产业。除了务农，在本地从事旅游业或者外出务工，是当地老百姓这些年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

　　特别是外出务工。统计显示，湘西州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在外务工。这部分人如果能成为有知识、有技能、有技术的务工者，就不愁找不到好工作，就不愁家庭脱不了贫。

　　“而这些，恰恰都是职业教育的题中之意。”按照湘西州教育和体育局局长余晓红的理解，办好职业教育，就是谋发展、谋脱贫的小切口和突破口。

　　以2019年该州开展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为例，全年数据为200余期培训、34189人次参培。其中，仅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的乡镇规划、农村工匠、农业技术等特色技能培训，年培训就达6000人次以上，带动脱贫人口超过3万人。

　　三座城，三个关键词，折射的是一省之内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而当我们站在国家层面予以观照时，这种不平衡同样存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亟待振兴;东部，面对的是从“引领国内”向“引领国际”升级的竞争与压力;西部，正处在脱贫攻坚即将收官的冲刺阶段。

　　曾经，跨不过的山，减慢了内陆地区发展的步伐;如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便利的交通，让人们的出行不再困难;还有，互联网的世界里，5G正蓬勃兴起，获取信息变得愈加便利……过往那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虽依然存在，但影响力正逐渐削弱。

　　什么，将成为区域间拉近差距、均衡发展的关键力量?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在这所位于古丝绸之路重镇山丹县北端的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里，总书记特别强调，西北地区因自然条件限制，发展相对落后。区域之间发展条件有差异，但在机会公平上不能有差别。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

　　科技创新，可以在实验室进行，可以跨区域、甚至跨国界合作研发;成果应用，则必须在生产一线，必须靠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去运用。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支奋斗在一线的蓬勃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该怎样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又该如何创造出来?

　　越是财政紧，越要坚持省级统筹

　　关键力量如何发挥关键作用?

　　在对湖南近些年的职业教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之后，我们发现，建立以省级统筹为主要特色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是一种“刚性”保障。

　　比如，2009年湖南省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建立对县级人民政府职业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制度的通知》，“就像一个紧箍咒，催着地方政府，真正从行动上重视本地职业教育的发展。”采访中，多位县长、副县长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他们的回忆中，湖南职业教育这些年的快速发展，督导评估功不可没。

　　又比如，将高等职业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一并归入职成处管理，按类型划分职能归属，是湖南省教育厅在2000年前后作出的部署。2015年，这一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吃螃蟹之举”，得到教育部的认可——在这一年，教育部将高等职业院校的管理职能由高教司划入职成司。

　　将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确定由一位局领导分管，是常德市教育局几年前领导班子调整分管部门时的新尝试。“手心手背都是肉。”该市教育局局长唐汇诰说，尝试后，“我们发现，这种分工对促进本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很有益处。”

　　还有，2010年，湖南建立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抽查制度;2014年，湖南建立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抽查制度;2019年，湖南在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公共基础课普遍测试……

　　上万人同台，全国最大规模的省级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历时近10个月，全国最长周期的省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持续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等八大类系列文明风采活动，256所学校、43.5万余名学生参加……

　　“紧箍咒”也好，“吃螃蟹”也罢，背后都有一个鲜明特色——省级统筹为主。

　　为主的，为什么会是省级统筹?

　　回答之前，先让我们回到2008年。

　　这是让近7000万湖南人为之振奋的一年：GDP首破万亿元大关，全国排名进入前十。可当我们用除法一算，人均值便排到了20位左右。2008年之后，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每到年底，一看总量，还不错;但一平均，底子就薄了。

　　再听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邓志革讲一段故事。

　　某次参加国家级项目评审会，与外省部分一流高等职业院校同仁聊天，大家伙儿说起年度预算经费，少的有4.2亿元，多的则达11.2亿元。“我不敢开口，因为我们只有4800万元。”邓志革说，每次一说到钱就有着一种自卑感，“过后，又会觉得骄傲，预算少又怎样?我也一样被邀请来当评委!”

　　要做的事有很多，可用的预算却有限。怎么办?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必然之选。近些年，湖南职业教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涌现出一批像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这样“花小钱、办大事”的优质职业院校，便得益于这种省级层面的“集中发力”。

　　就拿“一校一特色”来说吧。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湖南便引导每所学校建设特色专业。项目经费有限，特色专业又必须予以支持，湖南的解决方案是：每所学校可以且只能申报不超过2个特色专业，获得批准后，学校申请的任何重大项目支持，必须立足这1至2个特色专业。

　　就是这个带着几分“无奈”又有点“霸蛮”的方案，客观上加快了湖南职业院校从综合发展走向特色发展，加快了学校向对接产业、服务行业的转型升级。

　　一方面，钱不够用，需要省级统筹;另一方面，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更需要省级统筹。

　　当2019年长沙市GDP达11574.22亿元时，湘西州还奋斗在脱贫摘帽的攻坚之路上。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势必会拉大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

　　湖南是人力资源丰富的省份，如何实现不同市(州)职业院校培养出的人才，在品德修养方面、在技术技能方面、在综合素养方面皆差别不大，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均能获得高质量就业机会?怎样才能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高质量的、源源不断的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怎样才能为“中国制造”输送一批又一批大国工匠?

　　省级层面统筹建立湖南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省级层面统筹建立湖南职业教育评价考核体系;省级层面统筹试点公费定向中等职业学校师范生培养，为农村中等职业学校输送师资……

　　一个个标准、体系，使得分散在全省各地的职业学校，相同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相差无几。

　　由此观之，湖南职业教育的治理体系以省级统筹为主要特征，是基于本省省情的必然选择。省情之外，改变社会中长期广泛存在的“职业教育是‘低人一等’的教育”这一观念，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也需要省级统筹。

　　比如，省政府在制定我省“双一流”高校建设计划时，将卓越高等职业院校和示范性特色专业群也纳入其中，其意义远不只是“激发院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更重要的是，湖南的决策者们站在高处，积极引导、推动社会认知层面对职业教育地位与待遇的提升。

　　采访中，中等职业学校尤其是农村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们，对这种提升的感触颇深。

　　“如果没有督导评估，2006年学校很可能就被卖掉了!”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甘旭说，当年学校的硬件条件，和牛栏差不多，“升旗杆全锈了，升旗台旁则长着1米多高的杂草。”在“每个县都必须办好1所公办中等职业学校”这一督导评估标准的指挥下，这所“牛栏校”现在已成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投入到了位，学校变美了，给老百姓和学生传递的信号就是，“读职业学校，不比读普高差”。十余年间，历经7次搬迁，最低谷时学生数不过140人的凤凰县职业中专学校，2016年整体搬迁到建设资金达3亿多元的新校后，在校生规模呈“井喷式”扩大。

　　“报名很火爆，但学校现在学位有限，目前三个年级只招收1608人。”凤凰县职业中专学校校长张伟看着窗外那一片布满挖掘机的山坡说，等到二期建好，学位就能达3000个。

　　统计显示，最近三年，全省统筹投入各级财政资金40余亿元，重点用于对农村和贫困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的奖补，支持新建农村中等职业学校12所，改扩建薄弱中等职业学校30多所，新增学位近6万个。

　　这一轮硬件提升之后，带来的直接变化是，全省农村县(市)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校均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分别增长21.8%、40.3%。

　　越是困难多，越要办出精气神

　　回顾过往，没地位，没经费;生源弱，师资弱;招生难，就业难……办职业教育，困难这么多，但湖南却能办得风生水起，引来教育部点赞、省外同行尊重，还有一个因素——人——发挥着关键作用。

　　身为教育媒体记者，过往的职业经历中，我们采访过多位湖南职业教育人：朱厚望、邓志革、李斌、刘国华、戴联华、陈全宝、郭正良、胡冬生、李正祥、刘迪凡、尹存成、罗荣……

　　他们中，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围着一所学校办学，仍然乐在其中;有些人辗转数校，却始终不离职业教育;有些人半路出家，却对职业教育爱得深沉;也有一些人进入职业教育不过两三年，心中就有了图强之策。

　　他们身上那股精气神，从何而来?

　　“有一种莫名的情怀。”

　　“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不拼钱，拼精神。”

　　“必须坚守职业教育责任。”

　　“不服输，不等不靠，甚至还不要。”

　　“别人不愿做、不想做的事，我们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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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只言片语的，是一张张感动我们的湖南职业教育人的面孔。

　　十多年前的湘西大山里，恰逢暑假招生季，花垣县职业高级中学的张老师正骑着摩托车，奔驰在花垣县的村村寨寨。学校发展陷入最低谷，2006年的在校生只有13人。张老师心里想的是，自己多跑跑，如果能多招来一名学生，学校发展就多一份希望。

　　太阳大，山路颠，连续作战的张老师骑车过河，行至桥中间才发现桥断了。来不及反应，他连人带车掉进了河里。幸亏河水不深，检查一下，没有大碍，于是推着车子，张老师再出发。谁知赶到学生家中，张老师听到的却是家长的冷言冷语：“读职业学校?出来还不是当农民!有啥用?”

　　那一年，招生路上发生了多少意外，已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但在花垣县职业高级中学全体教师的努力下，学校招来了60多名学生，这份“先苦后甜”提振了所有人的信心。

　　“我们要为苗寨的孩子办好家门口的职业学校，让他们在这里‘见自己’，走出去‘见世界’，有能力后还要‘见苍生’!”

　　若情怀是虚，人却是真实的存在。

　　“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尽千辛万苦”，很多职业教育人说起曾经的办学历史，无不如此感叹。

　　感叹归感叹，但他们一直坚持的却是一次又一次“向难而行”。他们对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情怀，在这种真实的苦干、蛮干之中，在这种虽深陷低谷仍充满乐观的拼搏之中，愈加鲜活，格外动人。

　　但，事业要做成，仅靠苦干、蛮干还不够。

　　因为与企业联系紧密，甚至很多原本就是企业、行业办学，“血管里流着企业的血”，职业教育人有一种天生的敏锐：善于从细微处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方向，惯于从就业形势中分析市场需求的新变化，精于从政策中寻找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机遇。

高等职业院校扩招100万人!

　　当新政出台，是主动拥抱其中蕴含的机遇?还是留在原地，抱怨时间太紧、校舍不够、师资不够?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于政策公布第二天即召开全校会议。“目标很明确，抓住扩招机遇，促进学校内涵发展。”副院长隆平说，班子成员一致认为，扩招是调整学校专业结构的绝佳契机。

　　“专业要优化，数量是基础。”扩招，就是增量。学校申报的3000个扩招计划，主要都在化工专业，“最多的，一个专业可扩招600人;少的，也有300人。”但非化工专业的扩招名额则严格限制“最多不超过100人”。

　　贫困地区中等职业学校要实现整体搬迁，虽有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但经费仍然不够，怎么办?

　　2019年8月，总投资8.1亿元的安化县职业中专学校新校区迎来新生入读。往前推不过几年，校长刘迪凡面临的，却是这8亿多元从哪里来。

　　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2016年外国政府贷款备选项目规划》引起了他的注意。“要想打赢职业教育发展的‘攻坚战’，就得牢牢把握各种机遇。”

　　这正是一个莫大的机遇。

　　刘迪凡将学校整体搬迁工程上报，并最终成为全省265个申报项目中获批实施的两个项目之一，获得了德国促进贷款35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2.6亿元)。这是外国政府贷款应用于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建设“零的突破”，对于安化县职业中专学校来说，更是一种突破——突破了学校面积小带来的空间限制，突破了学校远离县城带来的地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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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职业教育人，这样的“得意之笔”，若要细细数完，没个几天几夜，如何能够?

　　每当他们说着这些故事，脸上洋溢的那份骄傲，是无论他们怎样淡定，都掩藏不住的。

　　“八成以上学生，为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我们把他们培养好，让他们还没毕业就有一堆企业抢着要，一就业就能拿好几千元的月薪!”

　　“我们学校的学生，等公交车时必定有序排队，天天如此，带动周边的居民也自觉排队候车。”

　　“县长到哪招商都带着我，因为我们职业学校办得好，能为企业就地提供人才、技术支撑，企业不愁用工难，自然愿意来投资。”

　　“我们研发的糖油粑粑去糖化技术，能让糖尿病患者也吃上糖油粑粑!我们培养的学生，还去了北京服务‘两会’!”

　　“我们的工程机械，已经在非洲大地扎根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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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物，大时代。

　　一幅幅剪影，仿佛一张张胶片，让三湘大地上许许多多的职业教育人，从中找到了曾经的自己。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步入新时代，职业教育迎来发展的又一个历史机遇。

　　我们相信，既有真抓实干、“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奋勇，又有“善思善做，善作善成”的精明;既有不断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基因，又有刀刃向内，以自我革新滋养内生动力的传统沿袭，在建设新湖南的道路上，职业教育这份关键力量将会更加蓬勃兴旺!

　　(原文刊发于《湖南教育》2020年7月A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