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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论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现实必然、价值取向与强化路径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不是一种教育层次的观点，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已有过一些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究。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的新定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为职业教育发展成面向人人、与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横跨产业界与教育界的教育类型奠定逻辑基础和框架基础。这是国家在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 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计，在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的全局性实施方案，具有非常深刻而长远的意义。 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为此，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经过5~10年左右时间”，将“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旨在“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为此，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经过5~10年左右时间”，将“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旨在“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一、类型教育定位的现实必然：职业教育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必然要求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协同育人的办学格局在于由一元主体转向双元主体：从传统的普通教育，即往往只有学校这样一个单一学习地点的办学及运行格局的定界教育，向现代的职业教育，亦即在具有学校与企业或其他社会机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学习地点的双元或多元办学及运行格局的教育转变。

（一）要更好发挥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高质量就业的社会功能迫切需要职业教育有新定位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一大批新行业、新职业、新技能不断涌现，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类型教育的新定位有助于提升职业人才的培养层次和培养质量，促进职业教育从传统的供给导向型向需求导向型的人才培养模式转换，从根本上缓解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其次，类型教育的新定位有利于职业教育更好地发挥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核心功能，提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站位和能力。

再次，类型教育的新定位为形成产业与学校跨界合作的结构形式和双主体协同育人的办学格局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消解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等结构性改革导致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能力，满足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几千万转岗工人、几亿农民和上千万新增劳动力，以及退役军人、贫困人群、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成长的需要。

（二）适职业教育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都迫切要求职业教育有新定位

第一，类型教育的定位能够促进教育的多样性，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适合的教育”，促进职业教育步入符合人民期待的，更加公平、优质、美好的发展新阶段。类型教育的定位有利于职业教育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彰显独特的类型特征，与普通教育互为补充，共同为人民群众提供“适合的教育”，促进学生终身职业成长和个性化发展。

第二，类型教育的定位能够增加职业教育的开放性，为人才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二、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职业性与教育性跨界融合的特征取向；从“技术人”“职业人”到“完整人”逐层递进的人才培养目标取向

（一）职业教育特征取向：职业性与教育性的跨界融合

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类型化的最基本属性，教育性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基本要求。职业性与教育性的跨界融合是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本质特征，而在融合基础上更好发挥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是其终极价值追求。

1.职业教育职业性与社会功能紧密呼应，是职业教育类型化的最基本属性

首先，任何职业劳动和职业教育，都是以职业的形式进行的。其次，作为人才培养的最基本单元，职业教育“专业”的形成基于对社会职业群或岗位群所需职业道德、专业知识、技术技能、能力素质等的系统归纳和科学编码，而普通教育“专业”则是基于不同的学科知识结构。且培养方案、课程教材、实训环境、教学手段等职业教育专业所有核心要素都源于职业和工作过程。最后，职业教育职业性和普通教育学科性是各自类型质的规定性，但又有融合。普通高等学校中应用型大学的重要特征是服务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潜在的职业教育职能[5]，职业性是普通教育内部区分学术型和应用型的一个重要依据。而职业教育形成纵向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学科知识层次的差别是职业教育内部区分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等不同层次的一个重要依据。

2.职业教育教育性与教育功能紧密呼应，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最基本要求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者的教育性具有很大的差别。一是在教育内容上，普通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的获取，而职业教育注重技术知识的获取，同时强调技能的培养，而且职业教育与其他所有教育类型在传输的知识上有本质的区别。职业教育所传输的知识不但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显性知识，而且涵盖大量与个体个性、经历经验以及所处的情景密切相关的“内在于行动中的知识”，也即缄默知识。缄默知识在职业教育中占非常大的比重，对其人才培养质量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学徒制”“工学结合”等培养模式创新，都是为了更好实现缄默知识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内化与转移。二是在教育途径上，普通教育通过职业教育培养理论应用型人才，职业化教育是其实施公民教育的路径选择之一。而职业学校教育遵循职业教育的教育本质，利用学科性是为了培养不同层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职业化教育是其实施人才培养的根本路径。

3.职业性与教育性的跨界融合是职业教育最根本的特征取向，是更好发挥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的本质要求

职业教育通过实现职业性和教育性的跨界融合，不断彰显类型教育特征。首先，职业教育在个体培养目标上，通过职业及职业成长规律与教育及教育认知规律的融合，实现客观职业与个性发展的和谐统一。其次，职业教育将职业作为其发挥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应然载体。职业是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延续，最终都指向知识与技能的获得。把职业作为逻辑起点，实现职业性和教育性的跨界融合是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本质特征和终极价值追求。

（二）职业教育目标取向：从“技术人”“职业人”到“完整人”的逐层递进

在职业性和教育性跨界融合的本质特征取向下，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培养目标是从“技术人”“职业人”到“完整人”逐层递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1.“技术人”

职业教育属于技术教育，围绕技术展开教育活动，直接指向与职业活动关系密切的技术技能培养，包括从事某种职业或技术（或管理）工作所需的技术知识、基本技术、核心技术以及前沿技术等。职业教育的产生源于技术，基于技术而发展，“技术人”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因此，类型发展要求下职业教育必须适应现代技术的发展要求。

2.“职业人”

职业教育促进人从“自然人”到“技术人”的发展过程，帮助人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职业发展所需职业道德、专业知识、能力素质的积累和职业技能等级的提升。“技术人”+职业素养+社会实践=“职业人”。“职业人”是“技术人”社会化的产物，也是职业教育“技术人”培养目标的深层次形态。职业教育在注重技术知识和技术技能传授的同时，必须将合格“职业人”的标准与职业教育教学目标有机融合。

3.“完整人”

为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技术人”和“职业人”是职业教育职业性特征下功利性教育目标的体现，而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完整人”是职业教育教育性特征下人本性教育目标的体现。职业教育培养“技术人”“职业人”最终到“完整人”是其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和谐融合，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表达：一是培养能够在技术知识、技术能力、技术思维、技术人文素养等诸多维度完整融通的“完整技术人”是基础。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是核心。三是通过“技术人”个体的“自身完整”推动整个“社会完整”，这也是职业教育类型发展职业性和教育性跨界融合下的终极使命。

三、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强化路径：以完善理论体系建设为基础，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以广泛开展探索实践和标准化建设为途径

（一）职业教育以构建完善与类型发展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为基础

1.加强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理论研究的学科化、系统化

首先，注重基本概念的研究，建立概念体系。其次，以跨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手段，构建跨学科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三是从方法论角度，研究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优化路径，回答“怎么做”的问题。

2.加强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理论研究的本土化

首先，必须从我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需求出发，从系统演进的视角，按照产生、嬗变、升华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探明发展逻辑和本质特征作为源头开展理论研究，审慎而批判地吸收国际经验，提出自己的切实可行的观点和看法。其次，理论研究同本土实践密切结合。最后，应避免“学术漂移”。

（二）职业教育以实现与类型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

1.以政策与制度体系建设为主线，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

以《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为龙头，设计和制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及终身教育等教育类型之间的融通政策、国家资格框架和学分银行管理制度、产教融合财政政策、企业行业社会组织参与办学促进政策、职业教育招生制度、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等一整套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具有较强约束性、科学性、规范性、操作性和保障性的职业教育类型发展基本制度。

2.打造“政校行企”治理共同体，提高协同性与治理效率

首先，需要在企业行业社会组织参与办学促进政策与管理制度下，打造由政府、学校、行业与企业等多个主体构成的治理共同体，进一步发挥企业社会力量在职业教育各环节中的关键作用。其次，以章程为载体，明确各治理主体的权责利，建立多个主体之间对话交流平台和协同治理机制，提高治理的有效性。最后，广泛听取学生、企业主、家长、教师等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形成开放、灵活、包容的合作关系，实现职业教育发展与其他教育类型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匹配。

3.建立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治理平台，实现治理手段的现代化

建立数字化、智能化综合处理平台和配套的数据驱动机制、数据挖掘机制、数据管理与共享机制、智能分析与决策机制等，帮助职业教育实现从单一化、静态化、粗放化到多元化、动态化、精准化治理的转。

（三）职业教育以试点带动和全要素标准化建设为抓手

1.充分发挥试点对全局的带动作用

首先，应明确各类试点的使命，便于试点工作集中优势资源，实现重点突破。其次，应尽快建立各试点工作配套的、可操作的激励政策、保障措施或实施细则，为试点工作扫清制度障碍。最后，应建立试点工作的跟踪评价制度，及时解决探索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加快职业教育类型发展全要素的标准化建设

首先，在入口端，在国家资格框架和学分银行的基础上，围绕“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建立分别适用于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职业教育不同层次的入学评价标准，为不同学习需要及进度的学生提供多次选择机会，并能够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

其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以职业和产业发展为源头，以学习者的职业素养、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水平为核心，通过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建立从“技术人”“职业人”到“完整人”逐层递进的培养体系和培养标准，包括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培养方案标准、产教融合相关标准的建设，等等。

最后，在出口端，一方面要与入口端前后呼应，保证同一教育类型内部不同层次之间人才培养的连贯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1+X证书制度和国家资历框架，实现不同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建立不同教育类型之间之间人才评价标准体系的沟通与衔接。

（节选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