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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刻朱墨双色印本《金刚经》

套印本可分为朱墨双色、朱墨蓝三色、朱墨蓝绿四色、朱墨蓝绿黄五色等品类，其中以朱墨双色套印本历史最为悠久，也最常见。虽然习惯上把红色（朱）放在黑色（墨）的前面，而事实上以文字为主的古籍，一般是用黑色印主要文字，刷印在先，红色印天头的批语和字行间的评语与圈点，刷印在后。朱墨两种颜色所代表的文字，有主从之别，红色部分只是黑色部分的附属品，无法独立；黑色部分则可以不依靠红色部分单独成书。

▲明末湖州闵氏刻朱黑套印本《四书参》

进入清代，套印发展出高级形式——穿插，即套印本从上到下竖排的字行，并非只是单一的黑色或红色，而是黑色和红色（或更多颜色）依照特定的需要间隔着混排。

套印文字的色彩穿插，最初是为了满足宫廷内的耳目之娱，如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刻的《劝善金科》，即是一部穿插套印的杰作：卷端书名和行间的曲牌用黄印，书内各出戏名用绿印，演员表演的曲词和道白用墨印，角色及表示动作的说明文字用红印，此外曲词间韵、叠、句等文字表示用蓝印。各色文字还有大、小字的不同，五彩斑斓，很是好看。

▲明末湖州闵氏刻朱黑套印本《花间集》

穿插后来发展到特定文本所服务，其创意则源于古籍整理的一种最传统的方式——校勘。如清代学者夏旹以泸州盐局的名义刊刻的《唐三体诗》即以朱墨穿插的方式复原了学者何焯所作校勘。《唐三体诗》原是南宋一位名叫周弼的学人编选的唐诗选本，之后元明两代多有人加以注释刊行。夏旹所得的本子，是清代著名的御用文人高士奇据一个明刻本重新刊刻的，该本因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声名远扬，但其中文字实际上已被高氏大肆删改过了。所幸的是夏旹发现，他手头的这部《唐三体诗》内，不仅有乾隆年间著名的学者何焯的批点，还有何氏根据明刻本所作的细致全面的校勘，据此可以恢复明刻本的原貌。

▲清内府四色写本《江流记》上海图书馆藏

全书用墨色印底本高士奇刊本的文字，用红色印何焯校补的文字。如卷前原书选编者周弼的“选例”，也就是选诗的凡例，高士奇对之作了很大的改动，夏氏则以何焯的校勘为依据，再作全面的复原：凡直接可增补的文字用红印；高氏妄加或妄改的文字，则先上下加曲折号示意删去，再据原本实况决定是否在相关字行旁添加红印小字。如原书中“绝句”的“绝”字，均被高氏改成了“截”字，夏氏套印本即据何氏校，对该类“截”字都作了加曲折号并旁刻一“绝”字的更正。

此外又如日本汉籍中的朱墨双色套印本《孝经参释》。

▲清光绪十二年泸州盐局刻

朱墨套印本《唐贤三体诗句法》“选例”

孝经参释》的作者沼田藩本人熟读《孝经》，为了使日本儿童更容易理解这部东方经典，他采用不改变《孝经》原文，而为之添加若干文字的方法，使其通俗易懂。为了使经过文字添加后的《孝经》原文依然可以被读者分辨，该书刊刻时采用了朱墨套印的方法。

墨印的原典，在书中就如同千年古树，枝干虽然苍老，却纹丝不动地挺立在那里，成为后来新文本的不可或缺的支撑。而以添加文辞为基础的新文本，又以其惹眼的红色，展示着一己的才情，就如同老树身上发出的新鲜枝叶，摇曳多姿。套印本里朱墨二色的穿插，此时同样形成一种张力、一种美，呈现出一重前后相继、相互映照的光彩。

▲日本庆应四年刻朱墨套印本《孝经参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