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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骥从未想过，自己会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县级职业高中里掀起“波澜”。2015年，他通过个人努力，考上了本地一所大学数码设计专业，是这所职高历史上唯一一个考上本科的学生。“当时知道结果的时候有点懵，直到现在还记得当时那种心情。”如今，已经快大学毕业的他回想对当年的情景依然感慨，“我是幸运的，但是我依然不建议上职高，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

的确，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仍属于“弱势群体”，经常被打上各类负面评价的标签，职校毕业生的出路也不被看好。而在新经济催生新职业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已不容忽视。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

“我国每年高校招生人数达700多万人，职业教育人数仅300多万，2012年到2017年，我国中职学校招生6年累计减少231.44万人。”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的一席话道出了当下职业教育的尴尬现状，“我国的中职学生只能通过普通高校职教师资班和高职班对口招生统一考试升入本省的本科高校，实在是无法和高考统招的学生相比。在这样出路窄、低预期下，自然影响到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还面临着挑战和难题，如社会观念和思想认识存在偏差，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强，技术技能人才就业层次低、发展渠道窄，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不高等。为此，《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里提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国务院2月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第一句话就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不仅明确了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我国职业教育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方案还提出，到2022年，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

“2018年及今后新升格的本科院校将主要定位在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同时独立学院转设也要向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下一步，教育部将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支持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推动高校招生计划向产业发展急需的人才倾斜，提高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比重。”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巡视员楼旭庆表示。

“不得不说职业教育还是教育领域的一块‘洼地’。”陈娜是北京昌平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她坦言职业教育在多数人心中依然还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依然是社会的偏见。如果社会观念和思想意识依然停留在传统的那一套，政策上也没有有力度的改革支持和认可，那职业技术人才培养难的现象一时间难以解决。”她表示，只有提高职校生的毕业发展预期和社会认可度，才有可能改善现在职业教育发展难的问题。

“新职业教育”的大幕终于拉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动能不断增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4月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了13个新职业信息。这是自2015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来发布的首批新职业。这批新职业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从业人员知识、技能水平具有较高要求。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无人机驾驶员等。

随后，教育部相继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及《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明确要随着社会用才需求培育和考核新型职业人才，指出从今年起我国将重点围绕信息与通信技术、物流管理等十大领域进行职业技能证书规范化考核。

“大学里面学的很多东西，在工作和社会实践中派不上用场，尤其是像比较新的移动互联网产业。”杜大海毕业于东北大学计算机专业，现在的工作是从事手机APP开发。“APP的开发和以前做网站并不一样，除了写程序代码上的差异，其实还有很多相关流程环节是我们所不了解的，过去学校没有教过。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除了书本知识，还需要一些专业的职业培训。”他说。

“当下，我国应对新经济产生的新职业人才却大量缺乏。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教育出现了短板。职业教育必须要跟现在新经济产生的新产业紧密结合才可以。”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刘宝民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建议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设计，转变观念，培养更多为符合新经济业态发展、用新技术引领、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新时代高素质职业技术人才。

“用新技术引领的高素质职业人才，是一个突破口。同时要给职业人才一个良好的就业预期和身份地位。”刘宝民表示，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制造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深入推进，预计未来10年里我国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将不断扩大。缺口大，时间紧迫，因此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任重道远。

实现高质量产教融合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打造一批优秀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推动建设300个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产教融合是解决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的最佳方式，但是在我国，产教难以顺畅融合恰恰是职业教育发展最大的难点。”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夏伟在接《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要解决“一头热”的问题，需要建立体制机制，破除外部壁垒，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同时要破除内部壁垒，促进跨领域合作和专业融合。

劳动力缺口和传统职教模式的滞后催生了“新职业教育”

如果从需求端来看，职教改革是一件箭在弦上、迫在眉睫的事情，它迫切落实的根源在于：中国劳动力供给端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缺口大、高质量人才稀缺、产生结构化失业。

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可用劳动力逐年减少。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2018 年中国大陆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11.9%，再创新高；而出生率则创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最低，且降速开始扩大。

另一方面，据申万宏源的研究显示，我国人才缺口集中在高端技术岗位，而本科生供给过剩、初中以下技能能劳动力并无缺口。根据《中国制造 2025》对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的测算，预计我国 2020 年人才缺口将达 1913 万，2025 年将逼近 3000 万。

虽然提升劳动力素质、解决结构化失业刻不容缓，但高校培养人才的周期却相对滞后：教育内容老旧、课程体系不健全、教师没有实战经验、知识与市场脱轨；在“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如何匹配的问题中，催生了“新职业教育”的产生：

一“新”指“新职教”元年。虽然产教结合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被提出，但整体推行进程缓慢，而《实施方案》的扶持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足以拉开新高教的元年；二“新”指应运而生的新型社会化职教机构。区别于存在已久的学历考试和证书类考试，这个“新”既包含新时代下新的教育品类，如人工智能教育和电竞教育；也指新时代需要的“复合能力”，而非传统的纯技能型人才。《实施方案》拉开新职业教育的大幕

产教融合企业迎来春天

在《实施方案》里，明确提出了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激励机制：

在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基础上，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

一批以产教融合为主业的公司迎来了春天。用慧科集团首席战略官、慧科研究院院长陈滢的话说：“从政策的扶持力度来看，这次的改革动了真格，这将拉开新职教的元年”。

但值得讨论的一点是，明明最新的科研技术和知识都掌握在阿里、腾讯、华为、大疆这样的企业端，为什么慧科这类校企之间的“连接桥梁”，却扮演了职教改革里更重要的角色，成为本次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和高校的KPI不同：企业的目标是创造利润，而高校则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责任。虽然很多企业也愿意参与到人才培养中去，但如果合作双方的根本目标不匹配，很容易一鼓作气，后劲不足。

在陈滢看来，企业和学校两端很难直接开展长久、持续的合作。

首先，企业很难完全融入学校的教育体系建设中，企业端的师资本质上也是企业员工，受考核标准影响，无法全心投入教研教学中，且有较大的流动性。

其次，学校缺乏与企业合作的经验，校企连接的不通畅也会导致“产教融合”效率低下。

所以第三方公司顺势诞生，但它们不止扮演一个企业和学校间“连接桥梁”的角色，而需要深度参与到教学培养方案里，其业务会涵盖：

从产业端获取对未来人才的需求，并分析求职岗位的缺口和能力需求；深度参与教研和课程体系开发、师资培训、授课的全过程，再由企业端把控内容的有效性，并提供工具、数据和案例等支持；参与到实验室、实践基地的开发建设和实习对接。在打通校企两端之后，再整合两端产业的资源形成平台，将经验、教研、教学等内容在不同的学校复用，进行规模化盈利。其营收主要来自于联合办学、训练营和实验室共建。

史无前例的政策扶持，为什么资本觉得没那么性感

虽然国家提供了组合式激励和税收优惠，但在36氪采访了多位投资人后，发现很多投资人并不关注这个赛道。

我们整合了一下“不关注”原因，可以归结为“重资源、慢生意”两点——不符合风险投资的本质。

与高校合作本质是门 to G 生意，同时企业还需要开发产业端的资源，无疑是两个较高的资源门槛。其中更关键的一点是，高校资源往往有着极强的“地域属性”，往往会出现你主打山东河南，我主战江苏浙江市场的情况，高度分散的市场限制了企业的扩张规模和速度。

另一方面，院校需要一所一所谈，并且其合作周期极长：学校需要长时间考察企业是否可靠，且高校设立新专业涉及到国家财政拨款，需要每年 12 月统一申报、次年收到批复，落地还需要等到 9 月份开学后。“今年 3 月谈好了，明年 9 月才能落地，这种二三年的周期在这个赛道里是常事。”一位产教融合的从业者表示。

所以即使产教融合是门稳健（一旦签订，高校几乎不会更换合作方）、现金流佳的生意，但并不符合风险投资“高风险、高回报”投资原则。

此外，产教融合已经跑出了慧科、新道科技、中德诺浩等体量较大的公司，暂未找到合适的标的可能也是机构暂不关注的原因之一。

切入新品类、培养新素养的社会化职教机构兴起

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交叉背景下诞生了新的需求

如果说产教融合是在解决社会结构化失业的问题，那社会化的职教机构则更多满足了新时代劳动者终身学习的需求。

“此前职业教育曾经历过 2 次高峰：第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界 90 年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大量农村人口开始转型，催生了蓝领的就业型职教；第二次则是由于高等教育不断扩招后带来的大学生就业难，催生了北大青鸟、达内、华图、尚德等一系列职业技能培训公司。”三节课联创黄有璨表示。

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交叉背景下，大量传统行业的工作环境正在升级，机械化重复行的体力劳动逐渐被AI替代，新职业不断产生：包括面向业务经营、产品运营、市场营销、电商新零售等领域的“新商业”岗位，以及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无人驾驶、区块链等“新技术”岗，针对这些新职业岗位的培训，成为新时代下的新需求。

新职业教育的市场有多大呢？据三节课团队团队测算，职业教育的市场约九千亿，撇除传统以考证、IT培训、职业技能为主的培训，新职业教育大概占据三四百亿的市场规模，并以18%-20%的比率增长，到2020、2025年左右，新职业教育可能会成长到千亿级的市场规模。

这些职业教育需求被满足的规律是怎样的？这与市场规模、需求迫切程度和行业迭代速度强相关。

首先，在互联网的大势下产生的新职业品类，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教培机会，大到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运营等品类，小到电竞、网红等泛文娱垂类，都存在大量人才的缺口。据脉脉数据研究院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IT互联网的研发、运营、产品等岗位都是春季最热招聘 Top10 榜中。

“与传统工种相比，泛互联网的新工种从诞生到需求爆发的时间更短，体制内开设新专业和课程的速度，很难跟上岗位需求变化，应届生具备的能力与企业岗位需求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所以相关品类的职教机会就出现了。”启赋资本的投资总监龙志成表示。

其次，兼具市场规模大和迭代速度快的赛道对行业教培的需求更大，餐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市场空间达 4.6 万亿，但 600 万家门店平均寿命只有 500 天，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管理层在管理、营运和经营三方面亟待提升，从粗放转向精细化运营。目前赛道已经出现了勺子课堂、餐饮老板内参等公司。

职业教育创业门槛较高，其核心竞争力在教研和交付

而与 K12 教育这类考纲稳定、考试类型长期不变或者变化很小类目相比，职业教育有几处不同：

1）商业活动日新月异，一个赛道的“增长秘籍”可能 2 个月就会复制到各个领域，半年就会失效，需要教育机构在短时间内快速迭代培训内容，时效性要求较高。

这意味着强产业背景的团队更具优势，“自持内容”和“超配型研究团队”也是职教机构课程竞争力的关键。以勺子课堂为例，其研究院团队占据公司总人数的 40%，均有餐饮产业的行业经验，课程由其教研人员前置观察行业，找到新趋势和新需求；再进行课程理论构建，其课程每年的迭代率在 50% 左右。

2）劳动者参与职业教育的目标与“择业”or“涨薪”直接挂钩，其教育成果会直接应用到企业的经营中，影响相关的工作指标，用户当下即可判断机构的教育水平，教育质量一目了然，继而会影响后续的复购指标；所以机构的交付能力在这里显得格外重要。

而对于机构来说，新兴产业的人才缺口往往很大，行业极不规范，在授课师资、助教等教学服务的主体上都有人才缺口；所以企业通常会先自研岗位所需的底层能力框架和内容，再将行业大牛的经验注入到教学体系中。而服务体系上值得借鉴的是三节课：选定已经从三节课毕业、并从事相关工作的优秀老学员成为“兼职导师”，以老带新进行作业指导。在这套体系的运转下，其交叉复购率在 50% 左右。

《实施方案》的发布，把“职业教育”赛道重新推上了风口浪尖，也让社会开始重新思考“职业教育”的含义。在这个时代，职业教育不再单指我们为“岗位”而做的技能培养，而是需要在整个职业生涯里持续增加知识储备、训练可复用的能力模型，为每一次科技所带来的产业变革做好准备。

毕竟，终身学习的时代，已经来了。

“在新经济背景下，新技术蓬勃发展。国家对高职教育提出新要求和新使命，即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夏伟表示，职业教育需要解决学校、企业、社会等几个重点环节的问题，就是如何从一个产业人才的角度出发，做好培养资源整合，例如做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职业再培训和终身发展教育等，“我们需要完善现有的职业教育的机制和培养模式，综合运用各种现代化的技术和资源来为满足全方位、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与学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