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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全球高校女性领导者比例偏低
中国社会科学报综合外媒报道:6月27日,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网站发消息称,据国际大学协会世界高等教育数据库显示,全球范围有54个国家的高校领导层中没有女性,女性在学术界想要打破天花板仍需付出更多努力。
该数据库涵盖全球1.9万余所公立与私立高校的数据。
据该数据库显示,瑞典高校领导层的性别公平程度排在全球第一,其中49%为女性,51%为男性。从区域方面看,北美地区高校领导层女性比例为23%,中东地区则仅为5%。该研究主要负责人、国际大学协会信息官阿曼达·苏迪奇(Amanda Sudic)表示,欧洲只有16%的高校领导层中拥有女性角色,而这一数字远远落后于美国的24%、加拿大的21%、澳大利亚的25%以及新西兰的28%。在亚洲,高校领导层中女性的比例为13%。这项研究证实,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导地位仍然受影响。
同样的数据我们参考去年社科院关于我们国家高校领导层女性比例的一篇报道:
京津沪渝四地高校女领导总体数量增长。对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272所高校的调查统计,四地高校实际共有女领导349名,占高校领导总数的18.63%。其中,北京89所高校有女领导139名,占该市高校领导总数的20.41%;天津54所高校有女领导80名,占22.35%;上海66所高校有女领导85名,占19.86%;重庆63所高校有女领导45名,占11.08%。其中,天津高校女领导所占比例最高,是重庆高校女领导的两倍。
统计显示,京津沪渝四地272所高校女领导出现在高校领导班子的各个岗位上,在四地351人次的女领导中,女副书记有115位,女副校长有178位,分别占该领导职务总数的26.81%和18.78%,均超过女领导人次18.55%的平均比例。从女性在各领导岗位的情况看,女副书记的比例最高,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国高校女领导进入领导层的主要路径。
四地高校领导班子中女领导的配备率在提高。统计显示,大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中配备了女干部,我们将之称为女干部配备率。在四地272所高校中,领导班子中配备女干部的高校有198所,占四地高校总数的72.79%。其中,以天津高校领导班子的女干部配备率最高,达81.48%,重庆高校领导班子的女领导配备率最低,达53.97%,上海、北京居中,分别为78.79%和76.40%。
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原“985”高校、原“211”高校的统计也显示,重点高校领导班子中女干部的配备率更高。其中,原“985”高校的配备率最高,达84.21%;其次为部属75所高校,配备率为78.67%,均高于四地高校平均水平,此外是原“211”高校,配备率为71.05%,略低于四地平均水平。
四地各高校领导班子中女性数量不断增加。在272所高校中,一些高校领导班子中的女性不仅1个,2个3个甚至更多。其中,领导班子中有3个以上女领导的有38所高校,以北京的高校最多,达23所;重庆的最少,仅有2所。
随着中国女性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特别是参与各级决策和管理,处在我国教育领域高端的高校女领导有了空前规模的发展。从38所高校的情况看,中华女子学院女领导的比例最高,6位校领导中5位是女性,占83%,但该校是四地高校中唯一的女子学院,不具代表性。除此之外,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领导班子中女性分别占到57%和56%,是北京高校领导班子中女领导人数占比最高的;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天津城市职业学院是天津高校领导班子中女领导人数占比最高的,分别为71%和67%;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健康医学院是上海高校领导班子中女领导人数占比最高的,分别为60%和57%,此外,上海财经大学班子中的女领导占比40%,是教育部直属75所高校和“211”高校领导班子中女性比例最高的,包括女正校长。从学校的类别看,艺术学院、财经学院、医学院有可能是女领导数量较多的高校,这与两性在学科专业领域的角色分工有一定关系。
与中国各历史阶段相比,当下高校女领导的数量和规模,成为“中国史上之最”。据史料记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高校女校长出现在1924年,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杨荫榆;旧中国的高校女校长均任职于女子大学,屈指可数。改革开放后,我国高校女校长,突破女子大学任职的“限制”,出现在重点高校或综合性高校等各类高校领导岗位上。德高望重的女物理学家谢希德,1983年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女校长。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在各类高校的领导岗位上,其数量和规模,成为中国历史上高校女领导发展最快的时期。
四地高校女性领导者发展仍面临的挑战
尽管京津沪渝四地高校女领导的发展数量和规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中国妇女参政的整体状况相比,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的指标相比,特别与中国政府承诺的国际指标相比,还面临不少问题。
第一,相对于党政部门女领导的发展而言,高校女领导的人数偏少,比例偏低。没有达到女职工比较集中的单位女领导“多配”的要求。
第二,高校女领导的任职和分工还存在传统角色定型和边缘化的现象。四地女领导缺席的高校一般是所谓“男性主导”行业的高校;担任党务工作的女领导明显多于担任行政工作的女领导;在高校领导分管工作的分工上,也存在明显的传统角色分工的情况。
第三,高校女领导发展的路径偏窄、空间不足。统计显示,几乎一半(49%)的女领导都是由本校提升发展起来的,“其他高校调入的”和“其他非高校单位调入的”女领导比例,都明显低于男领导。说明男领导在高校之间调动和流动的机会明显多于女领导,女领导发展机会有限;其他有关机构女领导的偏少也制约了高校女领导的发展。这不仅是四地高校女领导发展的问题,也是中国妇女参政的整体问题。
第四,高校女领导发展的支持性环境不足。高校女领导的不足与女性担当专业学科领军者的不足相关,更与女性在高校专业技术领域中发展的支持性环境相关。女性因生育和较多承担家庭责任,从而在职称评定、科研课题获得、研究论文发表、获奖机会、重点学科实验室主持、重点课题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进入专家委员会的资格等方面,难以得到与男性专业人员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从而成为学科专业带头人的可能大大少于男性。很多高校的职称评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报编辑部、获奖评审委员会等专门学术机构,均以男性专家为主组成,女性的诉求和贡献较少进入男性专家的视野,女教职人员学术发展的机会更少。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荣誉教授琼·沃勒克·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表示,性别不平等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很多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具领导力。爱尔兰高等教育管理局政策和战略规划主管杰玛·埃尔文(Gemma Irvine)提出,大学必须自己解决领导层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但大学也需要更广泛的外部支持,才可能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不久前发消息称,未来18个月,该大学空缺的职位将只对女性开放,以克服“隐形性别偏见”。只有在6个月内没有合适的女性候选人出现时,男性才可以申请空缺职位。(赵琪/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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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琪